第100章 万里长城真自坏1（2/2）

随着矛盾的升级，文官集团开始采取更激进的对抗方式——“死谏”。六月十五日，御史詹尔选在早朝时，手持奏疏跪在太和殿前，声泪俱下地控诉军机处“乱政”，称“若陛下不罢军机处，臣愿以死明志，以谢祖宗”。随后，又有10余名言官、翰林相继跪在殿前，与詹尔选一同“死谏”，一时间，太和殿前哭声、谏言声交织，形成明末朝堂罕见的“集体死谏”场面。

詹尔选在奏疏中，将军机处的存在与“大明国运”绑定，称“自军机处设立以来，天旱不雨，陕西、河南饥民遍野，此乃上天示警，陛下若不改弦更张，恐大明江山难保”，以“天人感应”的传统观念施压；同时，他还指责崇祯帝“信任近幸，疏远大臣”，称“陛下若执意独断，便是‘独夫’，而非‘明君’”，直击皇权的“道义软肋”——在传统儒家观念中，“明君”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独夫”则是亡国之君的代名词，詹尔选的这番话，无疑刺痛了崇祯帝急于证明自己“明君”身份的心理。

面对“死谏”，崇祯帝起初态度强硬，下令将詹尔选等10余人打入锦衣卫诏狱，但此举立刻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内阁大臣集体“请辞”，翰林院编修们拒绝草拟诏书，六部官员则以“政务无人处理”为由，停止办公。此时，关外清军围困大凌河，明军急需粮草补给，而户部因“官员罢工”无法拨付，军情日益紧急。崇祯帝意识到，若继续坚持保留军机处，可能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瘫痪，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六月廿日，他下旨释放詹尔选等人，并宣布“军机处暂停处理军政要务，待集议后再定”，皇权的第一次妥协，以公开的方式呈现。

七月初三，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廷议”，讨论军机处的存废问题。会上，文官集团以“维护祖制”“避免内耗”为由，一致要求“罢黜军机处”，而支持皇权的少数官员（如李明睿）则主张“保留军机处，但缩减职权”。最终，在“内外局势危急，需先稳定朝堂”的现实压力下，崇祯帝采纳了折中方案，颁布《调整军机处职权谕》，对军机处进行彻底“削权”。

根据谕旨，军机处的职权被限定为“皇帝顾问机构”，仅负责“整理军情、草拟奏疏初稿”，不再拥有“代拟谕旨”“督查军政”的权力；人员构成上，剔除了吴孟明、王承恩等武将与宦官，仅保留3名文官入值，且入值官员需经“内阁推荐、皇帝批准”，变相将军机处纳入内阁的“管辖范围”；决策流程上，明确“所有政令仍需经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军机处不得干预”——这一系列调整，实际上宣告了崇祯帝通过军机处强化皇权的尝试彻底失败，决策流程重新回归“内阁-司礼监”的旧制。

养心殿的烛火已燃至三更，灯花噼啪爆开，溅在崇祯帝攥紧的御笔上。他面前摊着两份奏疏，一份是陕西总督急报“李自成临西安，屠戮宗室”，墨迹还带着驿马奔波的潮气；另一份却是内阁递来的“请罢军机处疏”，满纸“祖制不可违”的字眼，像钝刀反复割着他的眼。

“励精图治”四个字，自他登基那日起便刻在龙椅扶手上。他罢黜魏忠贤，平反冤狱，甚至为省国库开支，停了御膳房的山珍海味，连龙袍破了都让皇后亲自缝补。可如今，他想设个军机处快些处理军情，文官们却像掐住了大明的喉咙——户部尚书拖着不给军饷，说“需经内阁六部联审，急不得”；言官们跪在宫门前哭谏，喊着“陛下要做独夫，臣等唯有死谏”，全然不管辽东清军已围住锦州，陕西饥民正易子而食。

“尸餐素位！”崇祯帝猛地将御笔拍在案上，墨汁溅得满案都是。他想起前日廷议，薛国观慢悠悠念着“中庸之道”，周延儒则忙着与御史递眼色，竟无一人提及如何救西安的百姓。那些文官，拿着朝廷俸禄，住着高堂大院，却把“维护祖制”当挡箭牌，把“君臣共治”当谋私的幌子。他分明看见，有人私下收受地方督抚的贿赂，有人借着“议军情”的名义拖延时日，只为等自家田庄的粮船安全运抵京城。

心口突然一阵剧痛，崇祯帝忍不住弯下腰，指节死死抠着龙案的木纹。他想喊，想质问这些文官“你们眼里究竟是大明江山，还是自己的乌纱帽”，可话到嘴边却化作一口腥甜——鲜红的血滴落在“请罢军机处疏”上，晕开一朵刺目的花。

他慌忙用龙袍袖口去擦，却越擦越乱。烛火下，血痕映着他眼底的红，那是急，是恨，更是深不见底的无奈。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西安还在等援军，锦州还在等粮草，可面对这群抱团抵制的文官，他像握着一把钝剑，明明有杀敌之心，却刺不穿那张密不透风的“祖制”网。

“朕只想保大明，为何就这么难？”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殿内低语，声音里满是疲惫。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拍打窗棂，像是在应和他的叹息，又像是在提醒——这漫漫寒夜，还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