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上海春天 芯片火焰（1/2）

2000年4月5日，上海虹桥。

飞机在春雨中降落，跑道湿滑，轮胎触地时溅起大片水雾。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在建的高楼——东方明珠塔已经立起来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塔吊的手臂在雨中静止，像巨人在沉思。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不同，更湿润，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嫩叶的清香。雨不大，但绵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来接我的是张汝京的助理小陈，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着台湾口音：“田先生，张博士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堵车，可能要一小时。”

“没关系。”我说。

车子驶上延安高架。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把车窗外的世界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上海的春天比北京来得早，路边的梧桐已经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在雨中绿得发亮。

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田先生比我想象中年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看向窗外，“张博士最近怎么样？”

“很忙。”小陈推了推眼镜，“每天都在见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设备供应商、技术专家。上个星期刚从美国回来，带了几个德州仪器的老同事。”

“厂房选址定了？”

“基本定了，在张江。”小陈说，“但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土地、环评、电力、水源……每个环节都要跑。大陆的办事流程，张博士还在适应。”

我能想象。2000年的上海，效率已经比内地高很多，但对一个在美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太慢了。

“资金呢？”我问。

小陈犹豫了一下：“张博士说，等见到您再详细谈。”

我明白了。资金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说。

车子在雨中缓慢前行。高架上堵成长龙，红色尾灯连成一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收音机里在播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成交量再创新高……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庆典筹备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一个躁动的时代。

所有人都想在变革中抓住点什么——股票、房产、项目、机会。而我，要来抓住最硬的那块骨头。

张汝京的临时办公室在浦东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十八层，窗外能看到建设中的张江园区。大片空地，零星几栋厂房，塔吊林立，像一片刚刚开垦的荒野。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时，张汝京正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画着什么。白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英文缩写——mosfet、cmos、光刻、蚀刻、离子注入。我看不懂全部，但能认出那些是芯片制造的工艺流程。

“浩彣来了。”张汝京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他比在台北时瘦了些，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眼神依然明亮，像燃烧的炭火。

“张博士。”我走过去握手。他的手很干燥，有力。

“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小陈，泡茶。”

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白板，投影仪。

角落里堆着几箱文件，用英文和中文标注着“设备清单”、“技术文档”、“专利文件”。

茶端上来了，是台湾的高山茶，香气清冽。

“先说说你那边。”张汝京端起茶杯，“我听说，你最近在打一场硬仗。”

他指的是ifpi的事。消息传得真快。

“是场硬仗，但必须打。”我说，“数字音乐是未来，版权问题早晚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像我们做芯片一样。”张汝京点头，“专利、授权、技术壁垒——早晚要面对。早面对，早积累经验。”

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不过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音乐。是谈这个。”

他按了下遥控器，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上海地图，张江区域被红圈标出。

“这里，两百亩地，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张汝京用激光笔指着红圈，“一期厂房五万平方米，规划月产能三万片八英寸晶圆。制程技术从0.35微米起步，计划在三年内做到0.18微米。”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数字都重如千钧。

八英寸晶圆。0.35微米。月产三万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投资，是数百台精密设备，是上千名工程师，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技术积累。

而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音乐文化起家的人，要参与这场豪赌。

“资金缺口还有多少？”我问。

张汝京切换幻灯片。一张表格出现：总投资预估——12亿美元。已募集——2.8亿美元。缺口——9.2亿美元。

“我们计划分三期。”他解释，“第一期需要4亿美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组建团队。第二期3亿美元，扩充产能、升级制程。第三期2.2亿美元，研发下一代技术。”

他看着我：“浩彣，你之前说能筹集2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第一期来说，占比5%。不是小数目。”

“我能筹集的不止这些。”我说。

张汝京挑眉。

“纳斯达克崩盘，我做空赚了一笔。”我坦白，“目前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现金。另外，我的音乐公司和互联网平台，未来一年的预期利润大概在800到1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后期我会继续投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和投影仪风扇轻微的嗡嗡声。

张汝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深思。

“你很坦诚。”他说。

“面对您，必须坦诚。”我说，“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倾尽所有，但对芯片厂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我知道。但我还是想投。因为我相信您做的事，相信这件事的意义。”

张汝京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雨中朦胧的张江。

“浩彣，”他背对着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大陆建芯片厂吗？”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我说出那个后来常见的词。

“那是大道理。”张汝京转过身，“小道理是——我不甘心。”

他走回会议桌，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从工程师做到资深总监。我参与过从3微米到0.5微米好几代制程的研发。我知道怎么做芯片，知道怎么管理团队，知道怎么控制成本。”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量。

“但我更知道，芯片这个行业，不只是技术，更是生态。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是eda软件、光刻胶、硅片、特种气体的供应链。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形成的集群。”

他停顿了一下：“台湾有台积电，有联电，有日月光。韩国有三星，有海力士。美国有英特尔，有amd，有应用材料。大陆有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大陆有市场，有人才，有决心。”张汝京继续说，“但就是没有完整的芯片制造能力。设计公司可以找台积电代工，但万一……万一哪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呢？”

他没有说“万一”后面是什么。但我们都明白。

“所以我想回来建一座厂。”他说，“不一定是最大的，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但要是完整的，要是可控的，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他看着我：“浩彣，你投的2000万美元，不只是钱。是一种态度——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文化产业的年轻人，都愿意把钱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这种态度，比钱更重要。”

我心里一震。

“张博士，”我说，“我不懂芯片技术，不懂制造工艺。我能提供的只有钱，和一点……年轻人的视角。”

“这就够了。”张汝京笑了，“钱是弹药，视角是方向。我都需要。”

“不过张博士，还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我说，“专利。美国、日本、台湾的半导体企业，手里握着大量基础专利。如果我们完全按国际主流路线走，可能会踩进专利雷区。”

张汝京点头：“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你有什么建议？”

“三条腿走路。”我打开笔记本，“第一，聘请美国的专利律师团队，提前做专利地图分析，规避现有专利池。第二，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开发替代性工艺路线，哪怕初期效率低一点，但要绕开专利墙。第三，主动找台积电、英特尔谈交叉授权——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或者用未来的专利份额做交换。”

张汝京眼睛亮了起来：“你想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我们投入几十亿，最后却给别人做嫁衣。”我说，“芯片产业到最后，拼的是专利生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份投资协议草案。

“你的2000万美元，占第一期基金的5%。相应的，你在项目公司占有1.67%的股权。”张汝京说，“但我要提前告诉你风险——这个项目可能十年都不盈利，可能永远都赚不到钱。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我知道。”我说。

“还有，”他继续说，“芯片是敏感行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技术封锁、设备禁运、专利诉讼。这些风险，你也要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