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Genesis 全球声响（2/2）
第一段，迪斯科舞厅。
我和二十个舞者一起跳复古舞步，地板是反光的镜面，灯光旋转，烟雾弥漫。
唱到“this hit, that ice cold”时，我抓住从天而降的吊杆，在空中旋转一圈——这个动作练了四十遍，手臂上现在还青着一块。落地时刚好踩在节拍上，地板震动。
第二段，时空隧道。
绿幕背景，我做出奔跑的动作，后期会加上流光溢彩的视觉效果。这里要换衣服——在奔跑中撕掉花衬衫，露出里面的银色紧身衣。
这个动作练了五十遍，指甲裂了，指腹贴着创可贴。撕扯的瞬间，布料破裂的声音被音乐盖过，但能感觉到空气擦过皮肤。
第三段，未来派对。
场景瞬间切换，舞者换上荧光服装，灯光变成呼吸般的脉动，明，暗，明，暗。
我跳上中央舞台，拿起话筒架——那是真金属，沉甸甸的——唱出最激昂的副歌：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e on！”
整个摄影棚都在震动。
不是物理上的震动，是能量上的——舞者们跟着节奏疯狂舞动，汗水甩出弧线；灯光师跟着音乐切换色彩，手指在控台上飞舞；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跟着点头，轨道车平稳滑行，镜头紧紧跟随。
三分钟，像三秒钟一样快。
音乐结束的瞬间，我站在舞台中央，浑身被汗水湿透，银色紧身衣贴在身上，胸口剧烈起伏，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整个摄影棚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和口哨声。
马克第一个冲过来，用力抱住我，络腮胡扎在我脖子上：“holy shit! 你做到了！完美的！一条过！我们他妈的一条过！”
我喘着气，看着周围——舞者们在高举双手击掌，灯光师在欢呼，连一向严肃的场记都在笑，手里的场记板掉在地上。这个镜头，我们做到了。
晚上十点，我坐在剪辑室里，和马克一起看回放。
屏幕上，三分钟的长镜头流畅得像一场梦。
从复古到未来，从集体狂欢到个人绽放，色彩、节奏、情绪，每一帧都精准地踩在音乐的点上。
撕衣服的瞬间，镜头刚好推到特写；跳上舞台时，灯光骤然全亮；最后一句歌词结束时，画面定格在我的侧脸，汗水从下颌线滴落。
“这里，”马克指着屏幕，手指在显示器上留下指纹，“你撕衣服的瞬间，眼神里有种……野性。不是愤怒，是解放。很好，保留。”
“这个转身，灯光慢了0.3秒。”我说，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我转身的瞬间，影子拖在后面。
“观众看不出来。”马克说。
“我看得出来。”我摇头，“重调。灯光要和我的动作完全同步，差0.1秒都不行。”
马克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标记了修正点。
我们一帧一帧地看，一帧一帧地调。
调到凌晨两点时，艾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硬盘——那是老式的移动硬盘，砖头大小，用火线接口。
“《treasure》和《24k magic》的最终混音好了，听听？”他的黑眼圈比下午更重了。
我们暂停视频，切换到音频。小小的剪辑室里，响起《treature》的轻快旋律。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70年代的放克音乐，但加入了现代电子元素，讲的是一个简单故事——在旧货市场发现一张老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给爱过我的你”。
“铜管加得不错。”马克评价，脚跟着节奏打拍子。
“我请了洛杉矶最好的铜管乐队来录。”艾伦说，声音里有疲惫也有骄傲，“十二个人，录了六个小时。但值得——你听这个小号独奏，像在笑。”
接着是《24k magic》。强烈的节奏，夸张的合成器，歌词关于奢华、派对和无所顾忌的快乐。
这是专辑里最“浮夸”的歌，但也是最真诚的——真诚地拥抱享乐主义，真诚地赞美这个物质时代的华丽。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依然镶着金边。
“这首歌会火。”马克断言，手指在空中划着节拍，“电台会爱死它。开车听这个，油门都会踩重一点。”
“希望如此。”我揉着太阳穴，那里在突突地跳，“专辑其他歌呢？”
“《grenade》和《just the way you are》已经送去母带处理了。《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还在微调人声——昨天又录了两遍，有个转音始终不满意。”艾伦看了眼手表，表盘在昏暗的剪辑室里泛着绿光，“按照这个进度，六月初能完成所有制作。但前提是你别再让我改呼吸声了。”
我笑了笑：“发行日期定了吗？”
“预计6月15日，全球同步发行。”艾伦说，“但实体cd要晚一周，因为生产线排期问题——现在全世界的工厂都在生产《超级男孩》和《后街男孩》的新专辑，咱们得排队。”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另外，jive唱片想追加宣传预算，但要求提高分成比例。”
“多少？”
“从18%到22%。”艾伦说，“他们说，如果《uptown funk》能进公告牌前二十，这个比例就值。”
我想了想：“同意，但要求他们保证《uptown 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并且安排至少十场电视通告——我要《今夜秀》《早安美国》，还有《trl》的现场。”
“我会去谈。”艾伦记下，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凌晨三点，我离开剪辑室，回到酒店。
洛杉矶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远处高速公路上有永不停息的车流声，像这个城市的脉搏。
偶尔传来警笛或救护车的鸣叫，尖锐地划破夜空。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邮件。
高军发来“星火生活馆”的设计图终稿，预算控制在十八万，工期四十天。父亲在邮件里写了长长一段话，详细说明了每个区域的功能，甚至附上了他手写的经营计划书——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最后一句是：“浩彣，爸会好好干，不给你丢人。”
赵振汇报与ifpi的谈判进展：对方同意将赔偿金额从三百万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万，但要求我们建立更严格的版权过滤系统。他建议接受，因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健康的行业生态。”
王工发来好听音乐网的数据报告：五月第三周，日活用户突破三十万，原创音乐人社区每周新增作品五千个。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陈默，已经成为社区明星，粉丝数破万，有唱片公司想签他，他拒绝了，说“先把书读完”。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张汝京。
内容很简短，像电报：
“厂房奠基仪式定于6月18日。
若能来，甚好。
若忙，无妨。
芯片之路漫长，不急一时。
张汝京”
我看了眼日历。6月18日是周日，如果抓紧时间，也许能赶去上海。但那天也是《genesis》专辑实体发行的第一天，按计划我要在纽约做宣传活动——上午电台采访，下午签售会，晚上电视台录制。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不断选择，不断放弃。每一个“要”的背后，都是无数个“不要”。
我回复，打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
“一定到。
音乐是现在，芯片是未来。
现在很重要，未来更重要。
田浩彣”
发送邮件后，我走到窗前。洛杉矶的夜景像铺了一地的碎钻石，闪闪发光，延绵到视野尽头。这座城市制造梦想，也吞噬梦想。而我的梦想，正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剪辑室里，被一帧一帧地打磨成形。
《genesis》，创世纪。这个名字取得很大，但我想承担得起。
这张专辑有十首歌，每一首都来自我前世的记忆，但每一首都经过今生的重塑。《baby》和《toxic》是青春的躁动与危险，《just the way you are》和《grenade》是爱情的纯粹与极端，《uptown funk》和《24k magic》是享乐的宣言，《treasure》和《finesse》是复古的回响，《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是当代的浪漫。
它们拼凑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音乐版图——从70年代到千禧年，从迪斯科到电子，从青涩到成熟。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版图，推向世界。
手机震动，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的。国际长途，信号有些杂音。
“浩彣！好消息！”他的声音激动到破音，背景里有喧闹的人声，像是在某个派对，“我刚收到billboard的预测邮件，《baby》下周可能进hot 100前五十！如果成真，你就是第一个以创作人身份进榜的中国大陆音乐人！不，是第一个进前五十的！”
我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冰凉，透过皮肤传进来：“那很好。”
“你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兴奋？”杨峻荣问，背景音小了些，像是他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我兴奋。”我说，“只是累。今天拍了十四个小时mv，现在在酒店，明天还要录和声。”
杨峻荣沉默了一下，声音柔和下来：“也是，你这几个月连轴转。专辑做完后，给自己放个假吧。来台湾，我带你吃牛肉面，泡温泉。”
“七月要高考。”我说。
“什么？”他没听清，或者听清了不敢相信。
“高考。”我重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七月七、八、九号。我要参加。”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小心翼翼：“浩彣，你认真的？你都……你还需要那个文凭吗？台湾的大学随便你挑，我可以帮你联系。”
“不需要，但我想考。”我说，“就像登山，不一定是为了登顶，有时候就是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又沉默了几秒。杨峻荣叹了口气：“我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你。明明在做改变世界的事，却还要去做最普通的事。”
“也许正因为我在做不普通的事，才更需要做普通的事。”我说，“不然会飘起来，脱离地面。”
“好吧好吧。”杨峻荣笑了，笑声里有无奈也有佩服，“你总是有道理。对了，周杰伦的新专辑呢？你问这个对吧？”
“对，怎么样了？”
“在收尾了。那小子现在状态很好，天天泡在录音棚里，赶都赶不走。”杨峻荣的声音又兴奋起来，“方文山给他写的词，很特别。我听了几首demo，有点……怪，但怪得好听。我听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让他怪。”我说，“天才就是怪出来的。告诉周杰伦，不要管市场，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就做他想做的。专辑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把专辑的发行全部转到共荣音乐名下。”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很轻：“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周杰伦现在已经是台湾最受瞩目的新人，他的发行……”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打断他，“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冲了个澡。热水冲在皮肤上，缓解了肌肉的酸痛，但缓解不了精神的疲惫。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mv的画面——旋转的灯光，飞舞的亮片，布兰妮穿过光门的背影，舞者们汗水淋漓的笑脸。
这些画面会变成数据，变成光盘，变成电波，传遍世界。
从洛杉矶的剪辑室，到纽约的电台，到伦敦的唱片店，到东京的电器行，到北京的音像店。
而创造它们的人，此刻躺在这张陌生的床上，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
窗外是洛杉矶不眠的夜晚，窗内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短暂的休憩。
但心里是满的。
因为我知道，我在创造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一些多年后还有人听，还有人看，还有人被感动的东西。
一些能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的东西。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深蓝变成灰蓝，再变成鱼肚白。洛杉矶的黎明很安静，像一场盛大的狂欢后，短暂的喘息。
而我，在洛杉矶的黎明前，短暂地睡去。
梦里，我回到西安那个小院，王老在唱秦腔。嘶哑的声音穿透时空，和《uptown funk》的节奏重叠，古老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在梦里和解了。
醒来时，阳光洒满房间，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genesis》的全球声波，才刚刚开始传播。
而我要做的，是让它传得更远，更久，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