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7章 浸润（1/2）

评审会后的第三周，高晋带着彻底重写的课题报告，主动叩响了主管副司长办公室的门。

副司长姓陈，五十出头，学者型官员，气质温润，眼神却锐利，他是高晋他哥高成这个秦国建立者提拔上来的。他示意高晋坐下，自己则继续审阅着手中的文件，并未急于打开那份明显厚实了许多的报告。

“陈司，”高晋开门见山，语气平和，“关于评审会的意见，课题组做了深刻反思和全面修改。我们意识到，之前的成果确实过于侧重技术可行性，对治理复杂性、社会接受度和伦理风险考量不足。这是我们工作上的欠缺。”

陈司长这才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高处长能这么认识，很好。技术是利器，但利器用不好，也会伤己伤人。部里支持创新，但更要负责任。”

“是。所以我们重新梳理了框架。”高晋将报告翻到新增的章节，“这里专门设立了‘社会伦理风险防控与协同治理路径’篇，不仅回应了评审专家的关切，还主动引入了‘社区韧性自评估工具包’设计，希望将模型洞察与居民感知、社区自主行动结合起来。另外，我们计划在下一步试点中，增加‘公众参与模拟工作坊’，邀请包括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社区工作者、普通市民，一起对着模型推演结果进行‘压力测试’和‘价值辩论’。”

陈司长目光落在那些新增的图表和流程设计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良久，他问：“工作量不小，课题进度……”

“我们会调整节奏，保质保量。我们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真正的‘韧性’，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坚实的伦理基础之上。”高晋回答得诚恳而坚定。

陈司长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戴上眼镜，仔细翻阅了几页。“思路是好的……具体落实，还需要更细致的方案。这样吧，报告留下，我再看看。你们可以先按照这个方向，做一个细化执行方案，特别是工作坊和协同治理的落地细节。下次部内研讨会，可以拿出来讨论。”

“谢谢陈司指导。”高晋知道，这扇门，打开了一条缝。

离开陈司长办公室，高晋没有回自己处室，而是去了部里那间小小的内部资料室。他检索了那两位评审会上尖锐质疑的专家近期的文章和演讲，又调阅了那位在部务会上发言持重的部领导过去分管领域的政策文件。知己知彼，大哥高成的提醒犹在耳边：勿视其为敌，视为折射光影、明晰航路之镜。

他发现，那位批判“技术治理主义”的公共管理学者，最近一篇论文在批评之余，也承认“在充分保障民主参与和价值协商的前提下，数据工具可以为识别弱势群体、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新的可能”。而那位强调政策稳定性的智库研究员，在其主导的一项关于“地方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调研中，曾充分肯定过某个省份“通过标准化数据底座降低基层重复填报负担”的做法。

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的反对者，而是有自己核心关切与学术立场的思考者。他们的质疑，某种程度上，确实指出了“星图”乃至所有技术赋能治理项目可能存在的盲区与风险。

高晋心中逐渐清晰。他召集核心团队，传达了陈司长的意见，也分享了自己的发现。“从现在起，我们的策略不是辩论赢他们，而是吸收、转化、融合。把他们合理的担忧，变成我们产品更坚固的铠甲。吉米，飞机，你们那边也一样。”

吉米很快有了动作。他亲自拜访了那位提议“多方论证”的部领导，不是去争辩，而是虚心请教“如何在一刀切与过度碎片化之间找到平衡”。他带去了精心准备的材料，展示了一期试点中，标准化数据如何帮助某贫困县精准定位了教育、医疗资源的覆盖盲区，从而获得了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同时，他也坦诚提出了二期方案中可能存在的“刚性过强”问题，并拿出了初步的“弹性条款”设计——允许地方在核心指标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一定比例的个性化数据字段，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部领导颇有些意外。他仔细看了材料，尤其是那个贫困县的案例，沉吟道：“标准化不是目的，改善治理、服务民生才是根本。你们能想到弹性设计，很好。论证小组可以成立，但方向可以调整为：如何让这个标准更好用，更管用，更能帮到地方，而不是捆住地方的手脚。”

飞机的应对更直接务实。他主动邀请审计和信息保密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场“问题解决导向”的联席会。会上，飞机团队不是辩解，而是将系统架构、数据流图、安全加密方案、审计追踪模块全部透明摊开。“请各位老师帮我们找茬，挑刺，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可疑，我们现场改方案。”同时，他提供了沿海三省市利用早期系统，在两次台风预警中实现物资提前72小时精准调拨、节约应急成本近30%的详细评估报告。

审计的老审计员扶了扶眼镜，指着资金流转环节的几个节点，提出了更优的监控设计。保密处的技术骨干则对跨域数据交换的“防火墙”机制提出了加固建议。会议结束时，气氛已从审查质询转向了共同完善。项目仍未完全解冻，但坚冰已开始融化。

倪永孝则在另一个层面运筹。他利用自己在学术和政策研究圈的人脉，组织了几次小范围、非正式的“沙龙”。受邀者包括那两位质疑的专家，也有其他领域对数字治理感兴趣的温和改革派学者，以及部里一些思想开明的中青年业务骨干。沙龙不设固定主题，只是围绕“未来治理的技术与人文”漫谈。高晋、吉米有时也会以“实践者”身份参加，不宣传项目，只分享实践中遇到的真实困境和困惑，真诚地向学者们“求教”。

起初，对话难免有些警惕和隔阂。但几次之后，当高晋具体描述如何尝试用模型辅助识别独居老人潜在风险，却又担心标签化效应时，那位批判技术治理的学者反而提供了国外“积极隐私”和“社区守望”结合的案例。当吉米谈起标准化过程中，不同部门数据口径打架的苦恼时，那位强调政策稳定的研究员分享了他们调研中看到的、因数据混乱导致的政策叠加或空白案例。

思想在无声中交流，隔阂在具体问题面前消弭。虽然根本立场未必改变，但至少，彼此不再是抽象的“对立面”，而是共同面对复杂治理难题的、可以对话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