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翘课（2/2）

跑回戏班院子时，孙胖子正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看到他气喘吁吁地出现，愣了一下：“咦？你小子咋这时候回来了？不上学？”

沈遂之喘着气，没回答，只是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看着他。

孙胖子像是明白了什么，咂咂嘴，没多问，磕了磕烟锅：“也好，省得我晚上还得赶工。来，咱屋里说。”

那一下午，沈遂之沉浸在《哭坟》的戏里。孙胖子没讲太多技巧，只是絮絮叨叨说着这出戏的来历，戏里人物的遭遇，说着“悲从心来，腔随情走”。沈遂之听着，那些话仿佛不是进入耳朵，而是直接滴进了心里，与他灵魂深处那些苦涩的记忆汇合、发酵。当他再次试着唱起那段核心唱腔时，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哽咽，眼神空茫而哀切，虽仍稚嫩，但那股“悲气”，竟真的透了出来。

孙胖子拍腿叫了声：“有点意思了！”

那一刻，沈遂之忘记了逃学，忘记了学校，忘记了王老师可能有的失望和找上门来的麻烦。他只感觉到一种释放，一种扭曲的归属感。仿佛只有在这里，在戏里，他才是“活”的。

当然，逃学有代价。第二天，王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和失望。“沈遂之，老师知道你家里情况特殊，但上学是正事！你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昨天领导还问起你……”看着他低垂的头，苍白的小脸，王老师终究没说出太重的话，只是叹气，“下次不许这样了，知道吗？再有下次，我要去你家……去你戏班找人了。”

沈遂之点头，认错态度良好。

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借口五花八门：肚子疼、头疼、家里有事……后来甚至懒得找借口，瞅准机会就溜。他专挑那些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副课，或者下午自习的时间逃。他对时间的拿捏越来越准，路线越来越熟，躲开老师和同学视线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这或许也算另一种“台步”和“身法”的运用。

奇怪的是，尽管逃学频繁，他的功课却一直没落下。每次测验、考试，依然名列前茅。这让他有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仿佛成绩好成了他逃学行为的护身符。王老师对他又爱又气，多次家访（其实是找到戏班），赵班主总是打着哈哈，说孩子贪玩，一定严加管教，回头却对沈遂之说：“机灵点，别被抓现行。功课别丢，堵他们的嘴。”

沈遂之就在这种分裂中越陷越深。在学校，他是令人费解的神童，是老师重点关照又头痛的对象；在戏班，他是天赋异禀又沉默刻苦的“戏痴”，是赵班主手里藏着掖着、却又忍不住要炫耀的王牌小学徒。

他的身体仿佛有两套独立的系统：一套应对学校的规范、文字、理性；另一套，则天然地亲近着戏曲的韵律、肢体、情感。后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哪怕那磁石上沾满了前世的血泪和今生的疼痛。逃学，成了他从一个系统切换到另一个系统的危险闸门，每一次扳动，都带着负罪般的快感和更深沉的空虚。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教室里闷热难当，戏班的露天演出却多了起来。沈遂之逃学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他像一只穿梭在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间的鬼魅，功课单上的“优”和练功服上的汗水、油彩，同样鲜明，同样虚幻。

他知道这样不对，知道王老师的担忧是真的，知道“上学”对大多数人意味着更广阔的出路。可他就是控制不住。仿佛那咿咿呀呀的唱腔，那腾挪翻转的身段，才是他这具身体与生俱来的、无法剥离的母语。哪怕说这母语时，喉头总是梗着血，骨缝里总是渗着苦。

夏日的某一天，下午第一节是美术课，画西瓜。沈遂之看着面前的白纸和蜡笔，又看了看窗外刺眼的阳光。戏班今天要赶一个三十里外集市的晚场，这会儿应该正在装车。

他悄悄放下蜡笔，又一次，从后门溜了出去。这一次，他没有跑，只是快步走着，脚步不由自主地合上了某种台步的节奏，微微摇晃，仿佛已踏在颠簸行进的戏班板车上。书包在他肩上一荡一荡，里面装着满分的试卷和空白的画纸。

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向通往戏班的方向。那影子扭动着，似乎也在模仿着某个戏里的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