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研讨会声援、跨境劳工求维权（2/2）

沈玉刻意放慢语速，用对话还原当时的过程：

“第一步，我们联系马来西亚的华人公益组织‘妇女之家’，他们的负责人陈姐说‘我们可以提供临时住所，但需要你们出具刘芳的国内身份证明’。我们立刻联系刘芳在云南的老家村委会，加急开了证明，才把她从工厂接出来；

第二步，对接中国驻槟城总领馆，领事李哥说‘补办护照需要本人到场，还得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又帮刘芳远程申请了证明，陪她去领馆办理；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发现刘芳所在的工厂有50多名类似的‘隐性劳工’，于是把证据提交给马来西亚劳工部，劳工部的查案官员一开始说‘这是移民问题，不归我们管’，我们拿出《马来西亚劳工法》第15条‘禁止强迫劳动’的条款，又联合当地媒体曝光，他们才同意调查。”

“最终结果呢？”汤姆追问，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工厂被罚款50万马币，刘芳拿到了拖欠的8个月工资，共1.2万马币，还通过马来西亚家事法院拿到了离婚判决书和人身保护令。”

沈玉的语气稍微轻松了些。

“更重要的是，那次事件后，马来西亚劳工部和移民局建立了信息互通机制，专门针对‘隐性劳工’开通了投诉通道——这就是公益组织嵌入跨境司法协作链条的价值，不只是帮一个人，而是推动制度改进。”

台下响起一阵细碎的掌声，玛莎教授笑着补充：“沈的案例很有启发性。我们之前讨论跨境劳工权益，总想着‘企业合规’‘政府监管’，却忽略了公益组织的桥梁作用。

沈，你觉得这种模式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比如美国，很多华裔劳工也面临类似的身份困境。”

“我认为可以，但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调整。”沈玉立刻回应。

“比如美国的劳工法更完善，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还是让很多华裔劳工不敢维权。去年我们帮一位在纽约中餐厅打工的女工维权，她被拖欠工资后不敢报警，因为老板说‘你是偷渡过来的，报警会被遣返’。

我们联系了纽约华人法律援助会，他们派了会中文的律师，还帮她申请了‘u签证’，最终不仅要回了工资，还拿到了合法身份。”

“u签证？”后排一位学生举手，“您能具体说说这种签证的申请流程吗？我之前做过相关研究，发现通过率只有30%左右。”

“确实不容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证明自己是犯罪受害者、协助警方调查、在美国有固定住所。”沈玉耐心解释。

“我们当时帮那位女工收集了工资条、同事证言、医院的伤情鉴定，还陪她去警局做笔录，前后花了4个月才申请下来。

关键是要找到熟悉当地法律的公益组织合作，不能单打独斗——这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跨境劳工权益保护，本质是‘多方协作’，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缺一不可。”

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提问环节比预期多了40分钟，直到玛莎教授敲响木槌：

“今天的研讨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沈，麻烦你把案例材料和ppt发给我，我想收录到哈佛的跨境权益研究库，还要推荐给《国际劳工法评论》期刊，他们肯定会感兴趣。”

“好的，我会后就发您邮箱。”沈玉收起提纲，刚把电脑装进包里，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