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大规模除螨行动（2/2）

在东北，从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到各县镇乡村，通电被迅速张贴，报纸号外漫天飞舞。李幼邻的强硬姿态和对“汉奸”、“国贼”、“非法政党”的明确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也震慑了那些尚在观望或与日伪有暧昧的残余势力。“抓汉奸”、“肃清宗社党余孽”的口号迅速在基层蔓延，与正在进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许多地方自发组织了检举揭发，一些平日行为不端、有亲日嫌疑的士绅或旧官吏，顿时惶惶不可终日。

在两广及两湖、云贵等与南方军委会关系密切的地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第一时间发出通电，表示“完全赞同并坚决支持”李幼邻的正义之举，痛斥熙洽、金璧辉及宗社党的卖国行径，呼吁全国共同声讨，并命令辖区军政机关协助缉拿。这些地区的舆论机器也全面开动，将李幼邻塑造为“维护国体、铲除内奸的民族英雄”。

在华北、平津及部分中原地区，态度则复杂许多。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通电中打击汉奸、反对复辟的内容原则上表示赞同，因为这符合“政治正确”，但也对李幼邻如此高调、以东北地方身份行“中央之事”的做派心存疑虑，反应多属谨慎、观望。民间舆论则普遍叫好，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肃清汉奸”、“反对帝制复辟”抱有天然热情，李幼邻此举赢得了他们不少好感。

在南京，气氛则降至冰点。憩庐内，蒋总司令脸色铁青，手中的通电抄件几乎被捏碎。

“狂妄！跋扈！谁给他权力宣布政党非法？谁给他权力全国通缉？还要提请国民政府明鉴？他眼里还有没有中央？！还有没有法律？！”蒋总司令的怒吼在书房内回荡。

陈布雷、何应钦等人垂手肃立，面色凝重。他们深知，李幼邻此举，绝不仅仅是针对汉奸和一个早已不成气候的“宗社党”。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宣示和权力扩张。

“他这是要抢‘正统’的大旗！”陈布雷低声道，“以‘肃奸’、‘护国’之名，行树立自身政治权威、扩大影响范围之实。打击熙洽、金璧辉是假，借机将‘反抗外侮、清除内奸’的正义光环揽在自己身上，并将自己塑造成民国法统与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这才是真！如此一来，他在东北的统治，就不仅有了军事基础，更有了‘政治正确’的合法外衣。甚至……将来若与中央有龃龉，他便可自居为‘维护国本’的一方，占据道义制高点。”

“更麻烦的是，”何应钦补充，“他通缉金璧辉，并将淞沪事变部分归咎于宗社党煽动，这等于是在国际上，尤其对倭寇，摆出了最强硬、最不妥协的姿态。这固然能赢得国内部分人心，但也彻底堵死了与日方任何形式的缓和余地，将我们中央置于被动——如果我们不跟进，就显得姑息养奸；如果跟进，则可能被他绑架，卷入更激烈的对日冲突中。”

“还有那‘宗社党非法’的宣称，”戴笠阴恻恻地说，“虽说是打击前清余孽，但难免让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异志的人产生联想，是否在影射其他？其心可诛！”

蒋总司令在室内急促踱步。他当然看出了李幼邻的算计。这招可谓狠辣至极，用“大义”的名分，行扩张之实，还让南京方面难以公开反对。反对，就是包庇汉奸、纵容复辟；沉默，就是默许其越权；跟进，则等于承认并追随他的步伐。

“复电！”良久，蒋总司令停下脚步，眼中闪过冷光，“以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名义。电文要点：一，对任何投敌叛国之汉奸国贼，如熙洽、金璧辉之流，政府必依法严惩，决不宽贷。各地军政机关应协助查缉。二，重申华夏民族国民政府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共和政体之坚定维护，绝不容任何复辟帝制之图谋。任何组织或个人，若有危害民国、勾结外敌之行为，必为国法所不容。三，强调一切军政外交事务，均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与国法框架内进行，以维护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

这道回电，看似赞同了李幼邻通电的部分内容，实则绵里藏针。它强调了“政府依法”、“中央领导”、“国法框架”，意在将李幼邻的行动重新纳入“中央权威”之下，并暗示其自行宣布政党非法、全国通缉有“越权”之嫌。同时，回避了对“宗社党”的直接定性，仅以“危害民国、勾结外敌”概括，为后续可能的政治操作留有余地。

然而，这道措辞谨慎的回电，在铺天盖地的“肃奸”舆论浪潮和李幼邻抢先树立的“大义”旗帜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全国的目光和赞誉，已然聚焦于奉天。

通电与通缉令传到东京，同样引发了剧烈震动。对日本军部和外务省而言，李幼邻此举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对其“满洲经略”的致命打击。

金璧辉是他们手中实施诸多秘密行动、挑动华夏内乱的王牌工具。李幼邻不仅公开通缉这两人，更将他们的行为与“宗社党复辟”挂钩，等于彻底否定了倭寇在“满洲”赖以行动的“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等遮羞布，将其代理人直接钉死在“汉奸国贼”的耻辱柱上。这极大地打击了其他潜在合作者的信心，也使得倭寇日后在东北的任何行动，都更难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更让东京愤怒的是，李幼邻将淞沪事变部分归咎于金璧辉（宗社党）煽动，这等于是在国际舆论面前，将倭寇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部分转嫁到了一个“华夏内部复辟势力”的头上，虽然荒谬，却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视听，为华夏赢得了些许道义上的喘息空间，也让倭寇在国际上“帮助华夏地方势力抵御混乱”的宣传，显得更加虚伪。

“八嘎！这个李幼邻，必须除掉！”军部激进派军官怒吼。“他在满洲的根基越来越深，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现在又搞出这一套，彻底堵死了我们和平演变满洲的可能！”

“冷静！”较为老成的官僚则忧心忡忡，“他现在风头正劲，又有毛熊默许，英美态度暧昧。直接军事解决，风险太大。但他如此高调反日，必须给予回应。外务省应立即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李幼邻政权对‘亲日人士’的污蔑和迫害，指责其破坏东亚和平，并重申帝国对满洲地方‘自治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同时，加快对那个人的扶持，必须在满洲树立起一个能与李幼邻抗衡的、完全听命于帝国的政权！”

他们口中的“那个人”，此刻正藏身于长春一栋戒备森严的日式宅院内，面色阴郁地看着手中的通电抄件。他就是前清逊帝溥仪。李幼邻对“宗社党”的严厉打击和对“复辟帝制”的彻底否定，如同寒冬冰水，浇灭了他心中本就摇曳不定的复辟火焰，也让他对身边倭寇“友人”许诺的“重登大宝”，产生了更深的恐惧与怀疑。然而，他已身陷罗网，难以自主。东京的意志，正在加紧将他推上前台，去扮演那个注定悲剧的、与李幼邻截然相反的“满洲”角色。

通电与通缉令的余波远未平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声讨汉奸、抵制日货（与反宗社党情绪结合）的新浪潮。李幼邻的个人声望与政治影响力，藉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不仅是一个能打仗的将领，更是一个“政治正确”、立场坚定的领袖形象。

然而，暗箭也随之而来。南京方面加强了对两广、东北经济与人员的暗中封锁与调查。潜伏的日本特务和残余的宗社党势力，对李幼邻的暗杀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且更加隐秘和疯狂。一些与旧势力有瓜葛的文人墨客，开始在小报上含沙射影，指责李幼邻“借肃奸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手段酷烈，有违仁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