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列强惊惶（2/2）

东京，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四月二十二日。

与欧洲殖民者的焦虑不同，新加坡的乱局让倭寇军部内部的一部分人兴奋不已。海军军令部的作战室里，一群校级军官围着南洋地图，眼睛放光。

“天赐良机！”一名海军大佐用指挥棒重重敲在荷属东印度，“英国人被新加坡缠住了手脚，荷兰人虚弱得像病人，法国人自顾不暇！而南方军委刚刚吞下缅甸和暹罗，需要时间消化。这正是帝国南下，夺取石油、橡胶、锡矿的最佳时机！控制南洋资源，就能掐住英美在太平洋的喉咙！”

“愚蠢！”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少将拍案而起，“中国问题尚未解决，关东军还在华北与中国人周旋！此刻南下，必然与南方军委冲突。他们能迅速击败英军占领缅甸，陆军战力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这会直接刺激美国！帝国海军有把握同时对付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南方军委的海上力量吗？”

“南方军委有什么海军？几条改装商船而已！”海军军官嗤之以鼻，“至于美国人，他们孤立主义盛行，只要我们不攻击菲律宾，他们不会真动武！我们可以先拿下荷属东印度，站稳脚跟，再图其他！”

“苏联呢？北方百万红军虎视眈眈！帝国陆军的首要假想敌是苏联，资源应该用于增强关东军，而不是浪费在南洋！”

争吵愈演愈烈，几乎要演变成海陆军之间的又一次正面冲突。最终，在更谨慎的元老和宫廷派压制下，日本没有立即采取军事冒险，但做出了几项意味深长的决定：第一，加强在台湾、澎湖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海军航空兵和潜艇部队，做好前出南洋的准备；第二，秘密向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增派更多“特别调查员”（实为间谍），加紧收买当地亲日势力，绘制详细的地形图、资源分布图；第三，再次通过隐秘渠道向南方军委“示好”，传递“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黄种人应携手驱逐白人殖民者”的信息，并试探李幼邻对日本获取南洋资源的态度——是默许，是合作，还是对抗？

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四月二十五日。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面前摊开着中情局、国务院、海军情报处送来的厚厚一沓报告。窗外春日明媚，但他眉间的皱纹却深如沟壑。

“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统治正在崩溃，这已经不是骚乱，而是一场低烈度战争。”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语气沉重，“更麻烦的是，李幼邻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直接参战，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他的宣传机器正在把新加坡塑造成反抗殖民暴政的圣城，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被煽动起来了。”

海军部长用力点头：“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李幼邻。他不仅是军事扩张者，更是政治渗透和心理战的大师。新加坡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菲律宾——我们那里有几十万华人，还有几百万菲律宾本地人，他们也可能受到这种‘民族解放’叙事的感染。”

“但李幼邻目前仍是牵制日本和英国的有效力量。”一位总统顾问提出不同看法，“日本海军正因为新加坡乱局而蠢蠢欲动。如果我们现在对李幼邻施压过大，会不会让日本人觉得南下阻力减小，提前行动？那将直接威胁菲律宾和我们在大平洋的利益。”

罗斯福缓缓吸了一口烟，吐出长长的烟雾。他目光扫过办公室墙上那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美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三岔路口：英国是老盟友，但它在远东的衰落似乎难以逆转；日本是明确的长期威胁，其扩张野心路人皆知；而这个突然崛起的李幼邻，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变数——他反殖民、反西方，但又精明务实，似乎并不想同时与所有列强为敌。

“我们需要走钢丝。”罗斯福终于开口，声音沉稳而坚定，“第一，命令驻菲律宾美军全面进入警戒状态，授权麦克阿瑟将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颠覆渗透，但要低调，避免刺激当地民众。第二，通过秘密渠道再次接触李幼邻，明确告诉他，美国高度关注南洋局势，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的行为。但同时可以暗示，如果他的行动范围‘保持克制’（意指不染指菲律宾），美国可以保持‘有条件的观望’。第三，对英国，我们提供情报共享和道义支持，但军事介入……除非国会明确授权，否则不予考虑。第四，加速与日本的海军军备谈判，想办法延缓他们的造舰计划，为我们争取时间。”

策略清晰，但罗斯福知道，这一切都建立在李幼邻会按常理出牌的假设上。而那个远在仰光的年轻人，已经多次证明，他根本不按任何人的牌理出牌。

仰光，南方军委总部，四月二十八日。

李幼邻站在作战室巨大的南洋地图前，背对着门口。地图上，新加坡的位置被一个醒目的红圈标注，从那里延伸出无数红色箭头，像血管一样辐射向马来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墙上挂着的时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仿佛带着历史的重量。

冯庸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最新的电报汇总。“总指挥，新加坡方面报告，我们的几个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十七名骨干被捕，六人牺牲。英国人的清洗很疯狂。”

李幼邻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必要的代价。烈火会淘汰杂质，留下真金。告诉‘海鹰’，坚持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的原则。武装斗争让那些被英国人逼上绝路的民众去承担，我们要做的是引导火势，而不是自己跳进火堆。”

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但冯庸能感受到那份平静下的冷酷算计。李幼邻转过身，走到窗前。仰光的夕阳将天际染成金红色，远处佛塔的尖顶在暮色中熠熠生辉。这座城市表面上平静如常，但暗地里，庞大的宣传机器和政治运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

“新加坡的火已经烧起来了。”李幼邻说，目光仍望着远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扇风。”

他走回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红色箭头。“命令缅甸和暹罗的所有广播电台、报纸，二十四小时轮番报道新加坡的‘惨案’。不要干巴巴的新闻稿，要故事——母亲失去儿子的故事，孩子目睹父亲被杀的故事，家园被毁无家可归的故事。配上照片，配上幸存者的哭诉录音。我们要让每一个听众、每一个读者都感同身受，都怒火中烧。”

“组织大规模集会游行，声援新加坡同胞。在仰光、曼谷、清迈、勃生，所有大城市，动员学生、工人、商人上街。组织募捐，号召人们捐钱、捐药、捐粮——不在于募到多少，而在于让每个人通过捐款这个动作，把自己和新加坡的命运联系起来。”

“通过华侨网络，把我们制作的宣传品——传单、小册子、甚至通俗歌曲的唱片——加倍地向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菲律宾输送。重点不是煽动立即暴动，而是播撒种子：殖民者是残暴的，反抗是可能的，南洋华人不是孤军奋战。”

冯庸快速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对日本人的试探，”李幼邻继续道，“回复要暧昧而富有诱惑力。告诉他们，我们支持所有亚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的斗争，愿意与有诚意的亚洲力量合作。但合作必须平等互惠。对于荷属东印度，强调那是荷兰殖民地，其未来应由当地人民自决。如果日本有兴趣，可以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和我们探讨‘经济合作’的可能。记住，要让他们觉得有希望，但又抓不住实质，拖住他们。”

“那美国人那边？”冯庸问。

李幼邻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继续给墨菲吃定心丸。重申我们对菲律宾没有领土野心，尊重美国在那里的特殊利益。甚至可以暗示，未来我们愿意和美国讨论‘共同维护西太平洋稳定’的框架。总之，稳住华盛顿，不能让他们和伦敦、东京联手。”

一道道指令从这间安静的作战室发出，通过加密电台、信使、秘密交通线，传向四面八方。南方军委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仰光广播电台的华语、缅甸语、泰语播音员，用悲愤的语调诵读着来自新加坡的“血泪控诉”；印刷厂的机器昼夜不停，油墨未干的传单被打包装上小船，顺着伊洛瓦底江进入大海，散向星罗棋布的南洋岛屿；学生团体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再现新加坡军警“暴行”；僧侣们在寺庙里为死难者诵经超度，将宗教情感与政治诉求巧妙结合。

李幼邻知道，他点燃的不仅是一场暴动，更是一种叙事，一种情绪，一种身份认同。他将新加坡事件从单纯的种族冲突、阶级矛盾，提升到了“南洋华人民族解放”的高度。在这个叙事里，分散在南洋各地的华人，不再是孤立的、各自为政的移民社群，而是一个被迫害的整体，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而南方军委，就是这个民族的先锋和代言人。

夜幕降临，作战室里只剩下李幼邻一人。他关掉大灯，只留一盏台灯，昏黄的光晕照在地图上那个红圈。新加坡的硝烟尚未散尽，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更远的未来：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园里，工人们开始怠工；荷属东印度的锡矿上，流传着武装起义的传说；菲律宾的华人商会里，年轻一代开始质疑父辈的顺从哲学。

南洋的殖民秩序，就像一栋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梁柱已被白蚁蛀空。而新加坡，只是第一块剥落的墙皮。接下来，整栋房子都会在风雨中发出呻吟，直到某一天，轰然倒塌。

他拿起一支蓝色铅笔，在地图上法属印度支那的某处，轻轻画了一个小圈。那里是北圻的山区，靠近中国边境。根据情报，一个叫阮爱国的人正在那里活动，组织着一个叫“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小团体。

也许，该找时间和他们接触一下了。敌人的敌人，哪怕意识形态不同，也可以暂时成为朋友。南洋的风暴，需要更多的雷电。

李幼邻放下铅笔，吹熄了台灯。黑暗中，他的眼睛依然明亮，像两颗冷静燃烧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