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收支平衡（1/2）

永历十七年四月的南京，春意已浓。秦淮河畔柳色新绿，但监国行在的文华殿内，气氛却比料峭春寒时更加肃穆凝重。巨大的紫檀木长案上，堆积着来自度支司、户部、工部、兵部等各衙门的册籍、图册与奏报，几乎将御案淹没。空气中弥漫着墨香、纸香，以及一种压抑已久的、对确切数字的渴望与不安。

殿内，监国朱常沅端坐于案后，虽面色依旧沉静，但微微泛着血丝的眼睛，显示出他连日来审阅文牍的辛劳。殿下，刚从湖广前线返回述职的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兵部尚书吕大器、工部尚书何楷，以及监国妃沐涵等核心重臣齐聚一堂。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账册，人人面色肃然，等待着度支司对去岁（永历十六年）全年及今春海贸收支的最终核报。

这是永历朝廷南迁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实现“岁入岁出大致相抵”的财政会议。成败与否，关乎国运人心。

“开始吧。”朱常沅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臣遵旨。”沈廷扬深吸一口气，这位数月来为筹措粮饷几乎愁白了头的老臣，今日气色稍缓，但神情依旧紧绷。他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永历十六年天下度支总览图》前，手持细长的竹鞭，开始陈述。图表上以不同颜色清晰标注了朝廷实际控制两广、江西、贵州、湖南、浙江、半控制（拉锯）及对峙的区域云南、福建、湖北、安徽、江苏。

“监国，诸位大人。经度支司会同户部、各布政使司最终核验，永历十六年，朝廷实际控制区岁入总账，已初步厘清。”沈廷扬的声音在殿中清晰回荡，竹鞭首先点在朝廷的核心区域。

“岁入大宗，首推田赋丁银。”竹鞭重点划过南直隶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及扬州一部，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北部沿海府县。“此为我朝根本财赋之地，去岁暂无大战侵扰，劝农稍见成效，全年实征粮米 一百八十万石，折色银 九十万两。” 接着，竹鞭移向江西大部（南昌、九江、袁州、临江、吉安、抚州等）、福建西路（福州、兴化北、延平、建宁、汀州、邵武）、广东大部、广西，以及湖南的宝庆、永州、郴州等南部州府。“此等新复或半控之地，田赋或因战乱未复，或征收不易，合计征得粮米 一百二十万石，折色银 五十万两。” 最后，竹鞭轻点云南、贵州。“滇、黔地瘠民贫，且为前线，赋税多留本地军用，解送朝廷甚少，合计约粮米二十万石，银五万两。” 他总结道：“田赋丁银总计：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然此额已较万历年间十不存三，且江西、湖南、江苏等多有积欠。”

众人默然。这个数字，仅能勉强供养中枢、禁卫及重点方向的基本开支。

“其次，盐、茶、矿、关等专项税课。”竹鞭移向沿海和重要商路节点。“两淮盐区 大半沦陷，仅通州、泰州 部分盐场在控，盐课锐减，实收八万两；两浙盐课 得十万两；广东、福建盐课合计十二万两。茶引 银因皖南、闽北 茶区不稳，仅得五万两。各地钞关（如九江、赣州、韶关）、工关税 银十万两。矿税（云南铜银、江西 金铜、广东 铁）微薄，约四万两。此项合计约四十九万两。”

“第三，亦是去年新开之源，海贸市舶之税。”沈廷扬的语气略微提高，竹鞭重点圈划广州、泉州（与郑成功分治）、福州、宁波 等地。“自去岁夏试行，至年底，广州 一口，实收市舶税银 十八万两；宁波 口（受浙东海盗及郑氏船队挤压）收三万两；福州 口（受郑氏挤压）收四万两；泉州 口（郑成功控制，朝廷按约分润）得三万两。另，官营海贸船队首航净利约八万两。海贸相关岁入，合计约三十六万两。”

听到这里，李元胤微微颔首，吕大器等人也露出些许振奋之色。海贸初开，便有如此进项，且潜力巨大，实乃意外之喜。

“此外，尚有捐输、开纳（非常设）、籍没 等杂项收入，约十二万两。”沈廷扬总结道：“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入总计约为：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二百四十二万两。”

殿中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二百四十二万两白银，听起来不少，但要知道，崇祯朝鼎盛时，岁入可达两千万两以上！如今仅余八分之一。然而，在疆土丧失大半、战乱不休的情况下，能收到这个数字，已是沈廷扬等人呕心沥血的结果。

“岁出呢？”朱常沅直接问到了关键。

沈廷扬翻开支出一册，声音变得沉重：“岁出之大宗，首在军饷。”竹鞭扫过地图上漫长的对峙线。“湖广-淮西 方向，”竹鞭重点落在武昌、岳州、长沙 及淮河 南岸一线，“此为抵御虏酋洪承畴、线国安 主力之前线，堵胤锡、张先壁、刘体纯 等部，精兵约八万，直面江北虏军，消耗最大，年需饷银一百万两，粮米六十万石（部分可就地筹措，然不足）。”

“云南-川黔 方向，”竹鞭指向西南，“晋王（李定国）大军在昆明 应对清军压力，贵州 为枢纽，此路合计精兵约六万，年需饷银八十万两，粮米五十万石（滇黔地瘠，需大量外调）。”

“江西-闽浙 方向，”竹鞭划过南昌、赣州 至福州，“李公（李元胤）统筹，兼顾对福建 郑氏、沿江 清军水师之防御，驻军约五万，年需饷银六十万两，粮米四十万石。”

“两广 腹地及湖南驻防兵，约三万，年需饷银三十五万两，粮米二十五万石。南京禁卫及直隶卫所兵，约两万五千，年需饷银三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各处水师（含郑彩 新编船队）年需饷银十五万两。”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军饷一项，年需银至少三百二十万两，粮米一百九十五万石。 此尚未计战时额外犒赏、抚恤及紧急征调之费。”

还未算其他，仅军饷一项，银两已超岁入七十八万两！粮米缺口也达一百九十五万石对三百二十万石。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其二，百官俸禄及宫廷用度。”沈廷扬继续道，“在京文武官员、宗室勋戚、各地官吏俸禄，虽已大幅削减，然年仍需银四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部分折俸）。宫中用度竭力紧缩，年需银十万两，粮米五万石。”

“其三，制造与工程。打造军械、战舰，修缮长江、淮河防线城池、炮台，疏浚运河，年需银四十万两。”

“其四，赈济、抚恤及杂支，年需银十五万两，粮米十万石。”

沈廷扬合上册子，声音干涩：“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出总计约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米二百三十万石。”

“岁入：银二百四十二万两，粮三百二十万石。岁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二百三十万石。”朱常沅缓缓重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银两缺口，一百八十三万两。粮米……账面盈余九十万石，然前线军粮缺口巨大，且需备荒。”

巨大的亏空摆在面前。虽然粮米账面有盈余，但那是建立在湖广、云南等前线军队未能足额领取、地方多有拖欠的基础上。银两的缺口更是触目惊心。

殿内鸦雀无声，沉重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呼吸困难。万元吉老脸通红，吕大器眉头紧锁。

然而，沈廷扬话锋一转：“然，此乃去年总账。去岁秋冬，朝廷收复福建 西路，开通海贸，今春南洋 米粮已到。永历十七年 情势，已有转机。”他拿起另一份墨迹较新的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