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惊雷震廷 燕京失色（2/2）

退朝后，多尔衮独坐武英殿，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他阴晴不定的脸。最初的暴怒过后，是深入骨髓的寒意。他意识到，那个名叫朱常沅的永历监国，已非吴下阿蒙。其麾下李元胤等将，用兵老辣，绝非寻常流寇可比。此次南征，绝非易事，甚至可能关乎国运。

“朱常沅……李元胤……”多尔衮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也好，就让江南，成为尔等的葬身之地！孤要亲眼看你们，如何被八旗铁骑，踏为齑粉！”

然而，决心虽下，现实却无比严峻。清军主力分散各地，短时间内难以集结；新败之余，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赖以生存的江南漕运已断，北方粮饷压力巨大。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已降临到这个立足未稳的王朝头上。北京城的这个夏天，注定在焦虑、恐慌和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度过。

永历九年六月至七月，北京城的酷热，远不及清廷核心层内心的焦灼。南京失守、漕运断绝的后果开始显现。北方粮价飞涨，谣言四起，各地驻军因饷银拖欠而骚动渐起。摄政王多尔衮面临着自入关以来最严峻的统治危机。他深知，必须尽快夺回江南，至少是打通漕运，否则不等永历军打来，大清内部就可能先行崩溃。

在巨大的压力下，清廷的应对策略开始显现出极端化和疯狂的色彩。一系列被后世史家评为“饮鸩止渴”的暴政，以皇帝诏书和摄政王令的形式，颁行天下。

多尔衮不断催促豫亲王多铎加快进度。多铎在山东济宁设立了征南大本营，但面临的局面一团糟：从江南溃退下来的败兵惊魂未定，军纪涣散；从各地调来的部队建制不一，矛盾重重；最要命的是粮草不继，军心浮动。然而，来自北京的严令一道紧过一道。

七月初，等不及完全准备就绪，多铎便在多尔衮的强令下，集结了首批拼凑起来的八万大军（其中真正的八旗精锐不足三万），以梅勒章京巴山为先锋，南下试探。巴山率军进入江北，试图进攻滁州，威胁南京侧翼。然而，永历军早有防备，李元胤派大将周谌据城固守，又以水师截其粮道。屯齐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反遭永历军反击，损失折将，狼狈退回淮河以北。这次失败的试探，再次沉重打击了清军士气，也暴露了清军仓促南下的虚弱。

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清廷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手段：

加征“三饷”： 在已有的“辽饷”、“剿饷”、“练饷”基础上，再次加征额度，并预征来年钱粮。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河南，民怨沸腾。

推行“投充法”与“圈地令”： 以筹措军饷、安置八旗兵丁为名，在畿辅和山东等地大规模圈占汉民土地，允许满洲贵族和八旗兵“投充”汉人为奴，实为公开掠夺。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强征物资： 粮食、布匹、牲畜、车辆……一切战争所需物资，均以极低的价格或直接强征从民间获取，官府胥吏趁机敲诈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强化“剃发令”： 多尔衮认为江南丢失与“汉人蓄发”、心怀故国有关，悍然再次严令推行“剃发易服”，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清军控制区，尤其是北方，派出“剃发匠”随军，强制汉人改变发式衣冠，以此作为忠诚度的试金石，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许多本已归顺的地区再次爆发起义。

大兴“文字狱”： 对任何疑似怀念前明、非议清朝的诗词文章、戏文小说，进行严密查禁，涉案者往往被处极刑，家属连坐。试图以恐怖政策扼杀汉人的民族意识。

猜忌汉臣： 对朝廷中的汉人官员，如洪承畴、范文程等，虽然仍需倚重其才，但猜忌之心日重。多尔衮派出大量满人官员担任监军、副职，监视汉官将领，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内部掣肘严重。

多尔衮甚至动了“借师助剿”的念头，秘密遣使联络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僧格（噶尔丹之父），许以重利，邀其出兵攻击甘肃、陕西一带的明军残余势力（如大顺军余部），以牵制永历政权侧翼。然而，准噶尔部正忙于经营西域，对此反应冷淡。

这一系列疯狂的措施，短期内或许为清军集结起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筹集到了一部分粮饷，但从长远看，却极大地动摇了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基础。北方百姓在战乱和暴政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星火开始在暗处蔓延。清廷这架战争机器，正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勉强开动起来，驶向南方那片已成为永历政权根据地的土地，前途未卜，凶险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