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临危应变（1/2）

周支书带着孙队长和他那名年轻队员走进沈家院子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落叶都看不到。角落里那个用碎砖垒起的堆肥坑，上面细心地盖着一层破草席，虽然仍有淡淡的气味飘出，但比预想中好得多，更像泥土和腐草的味道，并不刺鼻。晾衣绳上挂着洗得发白但整洁的衣物，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摆动。灶房门口，李秀兰正低头摘着豆角，动作有些僵硬。屋檐下，沈建国蹲着，手里的旱烟半天没抽一口，烟锅早已熄灭。

而院子中央，站着一个穿着半旧蓝色工装、梳着两条整齐麻花辫的姑娘。十八九岁的年纪，身量单薄，但背脊挺得笔直。她的脸算不上顶漂亮，但皮肤在常年劳作下依然透着健康的微红，一双眼睛尤其清亮，此刻正平静地望向来人，既没有乡下姑娘常见的羞涩躲闪，也没有惹上麻烦的惊慌失措。

周支书心里暗暗喝了声彩。这沈家秋丫头，别的不说，这份镇定气度，就先不一般。

“孙队长，周支书，您二位来了。”沈知秋上前两步，微微点头，语气礼貌，“我是沈知秋。快请屋里坐，我给您们倒水。”

声音不疾不徐，落落大方。

孙队长锐利的目光在沈知秋脸上停留了两秒，又扫视了一圈院子，特别是在堆肥坑和晾着的那些修补得整整齐齐的农具上多看了一眼，然后摆摆手：“不用进屋了，院子里就挺好。沈知秋同志，是吧？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

他没有提沈建军的事，但话里的压力已然落下。

“孙队长请说，我一定如实汇报。”沈知秋示意母亲搬来两个小板凳，自己则拿了个更矮的树墩坐下，位置比孙队长和周支书略低，既保持了尊重，又不会显得过于卑微。

孙队长坐下，接过李秀兰小心翼翼递过来的、装着凉开水的粗瓷碗，没喝，放在脚边：“听说，你最近在琢磨一些新的种地方法？还搞了什么堆肥？”

“是的，孙队长。”沈知秋坦然承认，指向角落的堆肥坑，“那是我和我哥根据书上看到的土法子，试着弄的堆肥。就是把平时不要的烂菜叶、杂草、秸秆，还有灶膛灰、淘米水这些，混在一起，盖上土沤着。书上说，沤熟了是很好的肥料，能改良土壤，让庄稼长得更好。我们也是刚弄，还在摸索。”

她把“书上”和“摸索”强调了一下，降低事情的“创新性”和风险。

孙队长不置可否，看向周支书：“周支书，这事你知道？”

周支书连忙说：“知道知道，沈知秋同志跟我汇报过，说是想试试能不能提高点自留地产量，也是为家里多口吃的。我觉得年轻人肯动脑子是好事，只要不耽误集体生产，就让她试试。”

他把事情定性为“家庭尝试”和“不耽误集体”，这是保护性的说法。

孙队长点点头，又问沈知秋：“还听说，你在自留地搞了什么……新的种法？”

“是的，就在屋后。”沈知秋站起身，“孙队长，周支书，要不我带您们去看看？正好也请领导们指导指导。”

她主动提出，反而显得心里没鬼，也掌握了引导话题的主动权。

孙队长站起来：“行，看看。”

一行人来到屋后的自留地。三分花生地映入眼帘。与旁边其他人家密密匝匝、略显拥挤的花生垄不同，沈家的花生苗间距明显更宽，植株长得高壮，叶片墨绿油亮，在阳光下精神抖擞。垄间间作的绿豆已经结荚，绿油油的一片，给花生地增添了几分生机。远处，靠近坡脚的最里面，花生秧长得格外茂盛，像一道绿色的屏障。

“这就是你说的新种法？”孙队长蹲下身，仔细查看花生的长势，又捏了捏垄间的土壤，果然比旁边人家的地更松软、更黑一些。

“是的，孙队长。”沈知秋在一旁解释，“我是在想，庄稼跟人一样，太挤了反而长不好。把间距拉开点，通风透光，每棵苗都能长得壮实，下面的果可能结得更多。间作豆子，是因为豆子根瘤能固氮，就是能给土地添点肥力，还不占地方，能多收一样东西。这都是从书上看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拿了半分地试试。”

她解释得通俗易懂，把“间作”“固氮”这些稍显专业的词也用朴素的言语带过，符合一个“爱看书的农村姑娘”的人设。

孙队长对农活不算特别精通，但基本的眼力还是有的。这片花生地，无论是植株长势还是土壤状况，确实比旁边的要好。他心里的疑虑消散了一小部分。

“那这些花样篮子，又是怎么回事？”孙队长话锋一转，回到了核心问题，“你哥哥沈建军说，新花样是你琢磨出来的？”

终于问到重点了。院子里的沈建军心跳到了嗓子眼。屋内的沈建国也紧张地竖起了耳朵。

沈知秋面色不变，甚至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属于少女的腼腆：“让孙队长见笑了。我平时喜欢瞎琢磨，觉得村里人编的篮子都一个样，结实是结实，但不太好看。我就想，能不能编点花样，比如底换个形状，加几道颜色，或者编点小筐放针线。我就画了样子，让我二哥试着编编看。我二哥手巧，还真编出来了。”

她完全没提“卖”字，只说“试着编编看”。

“编出来做什么用？”孙队长追问，目光如炬。

“一开始就是自家用，觉得好看。”沈知秋语气自然，“后来邻居婶子们见了，也说好看，问能不能帮她们也编个。我想着乡里乡亲的，帮忙编一下也没什么。再后来，张技术员路过看见了，就说这花样挺新鲜，编得也结实，问我想没想过，把这种新编法教给村里会编筐的人，以后生产队或者大队要是需要一些样子好的筐篓，也能用上。”

她巧妙地把“私下帮忙”过渡到了“被张技术员发现并肯定”，再引申到“为集体服务”的可能性上。同时，隐晦地指出，这事张技术员是知道的，甚至可能支持。

孙队长果然注意到了“张技术员”这个名字。他看向周支书。

周支书会意，连忙说：“对对，老张是跟我提过一嘴，说沈家丫头心思巧，编的篮子有新意。他还说，要是咱大队的副业组能搞点像样的竹编柳编，说不定能增加点集体收入。”

这话半真半假。张技术员确实夸过篮子，但“增加集体收入”是周支书临时加上去的，为了给沈知秋的话增加分量。

孙队长沉吟起来。如果只是为了自家用或者帮邻居编，性质很轻微。如果上升到“为集体改进手艺、创造价值”的层面，那更是值得鼓励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证据表明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私下买卖。

“沈建军同志今天没在？”孙队长忽然问。

沈知秋心里一紧，面上却露出担忧的神色：“我二哥一早就去公社卫生所了。我娘最近咳嗽老不好，我二哥说去问问有没有什么便宜有效的药，或者偏方。孙队长找他有事？”

她把沈建军支开，是早就想好的对策。避免当面询问时露出破绽，也给了对方一个不在场的合理理由。

孙队长盯着沈知秋看了几秒，似乎想从她脸上找出撒谎的痕迹。但沈知秋眼神清澈，带着对母亲病情的真实忧虑，毫无躲闪。

孙队长最终移开了目光。他今天来，本就不是为了抓一个证据不足的“投机倒把”。更多是出于对“新花样”的好奇和对沈建军那番话的核实。现在看来，这沈家姑娘确实是个爱琢磨、有点想法的人，张技术员和周支书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至于沈建军是否真的私下卖过篮子，没有确凿证据，继续深究意义不大，反而可能打击社员搞家庭副业（只要不越线）的积极性——最近上面的风声，他作为市管队的人，比别人更敏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