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古代的婚姻乱象（1/2）

古代的婚姻是不是普遍先结婚后恋爱？掀盖头之前毫无了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普遍的问题。我们对古代婚姻的印象，常常被影视剧中的“洞房花烛夜才掀盖头见第一面”的场景所固化。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这种现象在古代（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和奉行礼法的平民家庭）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并非绝对的，其程度也因时代、地域和阶层而有很大差异。

下面我们来详细拆解这个问题。

核心模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代婚姻的本质是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这意味着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目的是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个人的感情和意愿在理论上是被置于末位的。

1. “先结婚”是绝对的： 在正规礼仪中，没有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牵线，婚姻是不被社会和法律承认的。自由恋爱被称为“私奔”，是为礼法所不容的。

2. “后恋爱”是常见结果： 由于结婚前双方可能毫无接触，所以感情的培养只能从婚后开始。因此，“先结婚，后恋爱”是许多古代夫妻的真实写照。

“掀盖头之前毫无了解”是真的吗？

基本属实，但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开盲盒”。

· “盲盒”的一面：

· 物理隔绝： 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青年男女在婚前确实几乎没有直接见面的机会。

· 礼仪限制： 整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过程，都是由父母和媒人操办，当事人没有发言权。直到洞房花烛夜，新郎用秤杆挑开红盖头，双方才第一次看清彼此的容貌。

· “不是完全盲盒”的一面：

· 媒人的作用： 媒人不仅仅是牵线人，更是一个“信息中介”。她会向双方家庭详细描述对方的家境、人品、相貌、才干。虽然其中常有夸大之词，但基本信息（比如是否残疾、家庭财产状况等）是会传递到的。

· “打听”与“考察”： 双方家庭会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去打听对方家庭的口碑、子弟的品性。对于特别重视的联姻，甚至会想办法暗中观察一下对方。

· “门当户对”的预筛选： “门当户对”本身就是最大的了解。它保证了双方在家庭教养、经济水平、社会圈子和价值观念上大致处于同一层次，这为婚后培养感情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儿，嫁入另一个书香门第，即使婚前未见夫婿，她也能大致预判夫家的生活模式和丈夫的修养水平。

· 才子佳人的例外： 在一些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的时代（如唐宋），或者通过元宵节等特定节日，一些青年男女有机会见面并产生情愫。但即使如此，要修成正果，最终仍需回归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规流程上来。

这反映了什么？

1. 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 婚姻是构建社会关系、巩固政治联盟、延续家族血脉的工具。个人的爱情和幸福感不被视为婚姻的必要条件。

2. “礼”对社会的规范： 一整套严密的婚姻礼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伦理纲常，确保家族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3. 对女性贞洁与名节的极端重视： 婚前不让女性接触陌生男性，是为了保证其贞洁，从而确保家族血统的纯正和名誉的清白。

4. “日久生情”的实用主义婚姻观： 古人也深知感情的重要性，但他们更相信，在共同的家庭责任、生育后代和日常相处中，夫妻之间可以逐步建立起深厚的、类似于亲情的情感（“恩爱”）。这种感情可能不如现代意义上的“激情之爱”浓烈，但往往更为坚韧和持久。

总结

可以说，“普遍先结婚后恋爱，掀盖头前毫无了解”是对古代主流婚姻模式，尤其是中上层社会婚姻模式的准确概括。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 nuances（细微差别）：

· 阶层差异： 在农村或底层社会，礼法的束缚相对较弱，男女在劳动中可能有更多接触机会。

· “了解”的维度： 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性格爱好是否合拍”，而是“家世、人品、健康是否匹配”。这是一种基于家族和社会的“外部了解”，而非基于个人的“内部了解”。

这种模式塑造了无数古人的婚姻生活，我们在古典文学中看到的，既有《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也有“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佳话，这正是这种婚姻制度下复杂多样的真实写照。

古代宠妾灭妻的普遍数量占比？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且切中要害的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核心矛盾。

直接给出一个具体的“数量占比”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没有这方面的精确统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史料记载、法律条文和社会舆论，来评估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和性质。

总的来说，“宠妾灭妻”在古代社会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高风险的“丑闻”和“违法行为”。它的发生频率与男性的权力、社会地位直接相关。

以下是详细的分解分析：

1. 礼法与法律的严格规定：妻妾界限分明

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妻与妾有着天壤之别，法律和礼教竭尽全力维护这种区别，以保障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 地位悬殊： 妻是“娶”进来的，明媒正娶，与丈夫“合二姓之好”，地位与丈夫对等。妾是“纳”进来的，相当于高级奴婢，地位低下。妻子是“主母”，妾室在礼法上要视妻为“女君”。

· 家族认同： 只有妻子的孩子是“嫡出”，拥有绝对的继承优先权。妾生的孩子是“庶出”，在宗法上要认正妻为母，对自己的生母只能叫“姨娘”。

· 法律保障：

· 唐宋明清律法 均有明确规定，以妾为妻、宠妾压妻是犯罪行为。

·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

· 明清律法也有类似条文，一旦被告发，丈夫要受到杖刑，并且妻妾名分必须恢复。

所以，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看，“宠妾”可以，但“灭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2. “宠妾灭妻”的发生场景与动因

尽管有严苛的法律，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发生在以下情况：

· 男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帝王家。皇帝是最高立法者，不受普通法律约束。历史上“废后立宠妃”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汉武帝废陈阿娇立卫子夫，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明宪宗极度宠爱万贵妃）。在高层官僚和贵族家庭中，男主人如果权势熏天，也更容易挑战礼法。

· 妻子家族失势： 婚姻是家族联盟。如果妻子的娘家政治倒台或家道中落，而丈夫又恰好极度宠爱某个妾室，那么他“灭妻”（如休妻、冷落至死）的阻力和代价就会小很多。

· 妾室手段高超且深受宠爱： 一些妾室凭借美貌、才华和心计，能够牢牢抓住丈夫的心，并不断吹“枕边风”，诋毁正妻，最终促使丈夫做出废长立幼、宠妾压妻的行为。

· 正妻无子且妾室有子：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社会，正妻若无子，地位就非常危险。如果妾室生下唯一的儿子，母凭子贵，其地位会急剧上升，可能导致事实上的“宠妾灭妻”。

3. 普遍性与占比评估

虽然无法量化，但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 在平民阶层，极为罕见。

· 普通平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纳妾本身就很少见。

· 他们的生活更贴近礼法规范，社会舆论和监督压力更大。

· 妻子的劳动价值（织布、持家）对家庭至关重要，休妻再娶或宠妾灭妻的成本太高。

· 在士大夫与富裕阶层，是低概率但高关注度的“风险”。

· 这是“宠妾灭妻”现象发生的主要温床。他们有纳妾的经济能力和权力。

· 然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家庭依然会竭力维持表面上的礼法。因为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他们的社会声誉，影响仕途，并引发家族内乱。

· 一旦发生，通常会成为士林清议攻击的靶子，被记录在史书、笔记小说中，正是因为其“非常规”和“骇人听闻”。

· 在皇室与顶级权贵阶层，相对更常见。

· 这是礼法约束最薄弱、个人权力最膨胀的领域。在这里，“宠妾灭妻”更多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一个形象的比喻： “宠妾灭妻”在古代社会，就像今天一个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长，公然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要把一个普通员工提拔为ceo，并把原ceo逼走。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一旦发生就是轰动性的大新闻，但它绝不是商业社会的普遍运作模式。

结论

“宠妾灭妻”并非古代婚姻的普遍常态，而是存在于权力顶层的、一种对主流礼法和制度的破坏性例外。

· 从数量上看，它绝对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