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暗影显形锚点交互(1/2)
冬去春来,东南沿海的战争阴云与朝堂风暴,并未因季节更替而有所缓和,反而在持续的对抗与消耗中,酝酿出更加复杂诡异的变局。洪武朝的“秩序铁拳”与永乐朝的“技术巨锤”,在各自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却也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反弹与暗流。而那双悬于因果之上的意志,则在锚点们日益显着的“异质化”与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加大胆、也更加危险的“交互实验”。
一、洪武逆流:反弹、谣言与观测所的困境
于谦掀起的政治地震,余波远未平息。那位致仕高官的倒台,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清洗了东南官场的一大批蠹虫,但也彻底惊醒了盘踞在更深处的利益集团。
明面上的反抗被皇帝的铁腕和太子的决心压制,但暗地里的反扑,却以更加隐秘、也更加恶毒的方式展开。
首先,是舆论的反攻。朝野间开始悄然流传关于于谦的种种“谣言”与“非议”。有人说他“酷吏”,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有人说他“邀功”,为了政绩不择手段,牵连无辜;更有人将矛头指向太子朱标,暗示“特遣司”权力过大,已成“国中之国”,恐有“魏阉之祸”(影射前朝宦官专权)。这些流言真伪难辨,却如同毒雾,悄然侵蚀着于谦和太子来之不易的声望与政治基础。
其次,是经济与实务层面的软抵抗。东南部分地区的清丈田亩、市舶税收等新政推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阳奉阴违”。地方胥吏推诿塞责,豪强暗中串联抵制,一些原本支持朝廷的商贾也因恐惧被牵连而变得态度暧昧。海防建设所需的物料采购、工匠征调,也频频出现“意外”延误或“质量”问题。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让吴祯在前线的军事行动和于谦在后方的新政巩固,都感到了切实的阻力。
压力最大的,莫过于沈敬所在的海事观测所。观测所因其“秘密”、“研究夷器”的性质,本就备受猜忌。于谦一案后,朝中某些势力(可能是被触及利益者的盟友,或是单纯反对“奇技淫巧”的保守派)开始将观测所与“特遣司”隐隐挂钩,指责观测所“耗费国帑”、“研究邪术”、“其心叵测”。甚至有人将早年夷俘暴毙的旧案翻出,暗示观测所内部“不干净”,可能藏有“通夷”的内奸。
一道道要求核查观测所经费、裁减其人员、甚至暂停其“非必要”研究(指对夷船火器的深入解析)的奏疏,开始出现在通政司。虽然朱元璋和朱标暂时压下了这些声音,但观测所的处境已变得异常尴尬和危险。它不再是那个超然物外的研究机构,而是被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
沈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他必须顶住外界的质疑和非议,继续推进观测所的研究,尤其是对南方番商动态和潜在技术流散的追踪分析(这是“奇点”隐约引导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小心翼翼地与“特遣司”的案子划清界限,避免观测所被彻底贴上“于谦党羽”的标签而遭到清洗。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和数据工作,试图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证明观测所的价值。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观测所历年来的所有研究成果、数据记录、乃至日常运行文档,分门别类,备份保存,仿佛在为自己和观测所可能的“最坏情况”做准备。
然而,沈敬没有察觉到的是,自己在应对外部压力、处理复杂局面时,思考方式正在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那种因“奇点”能量“污染”而渗入的、一丝关于 “直接有效手段” 的冰冷念头,开始在他面对朝堂非议和内部人事困扰时,偶尔闪现。比如,当有同僚建议他主动上书自辩或寻求某位重臣庇护时,他内心深处会莫名涌起一种对这些“迂回”手段的不耐与轻视,甚至产生一种“若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技术的),便可无视这些聒噪”的模糊冲动。
这种变化极其微弱,沈敬自身都难以察觉,更不用说外人。但它确实存在,并且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决策倾向和行事风格。他变得更加内敛而强硬,在处理观测所内部可能存在的、与外部有牵连的隐患时,手段也越发直接而不留情面。他在“奇点”网络中的“存在感”,正从单纯的“认知分析者”,向着混杂了一丝 “潜在执行者” 特质的复杂节点演变。
与此同时,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于谦,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反噬压力。他深知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用放大镜审视。他更加谨言慎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东南吏治的后续整顿和新政的巩固中,试图用更多的“政绩”来夯实自己的地位和太子的权威。但他内心那丝因“污染”而生的、对“彻底净化”的偏执渴望,也让他在处理某些“顽疾”时,态度更加决绝,甚至略显急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地方势力的对立,也让他失去了部分中间派官员的同情。
洪武朝的“秩序重构”之路,在取得辉煌战果后,正步入深水区,遭遇来自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反扑与自身可能因“极致化”而产生的刚性风险。
二、永乐迷踪:失踪的炮与南方的幽灵
相较于洪武朝在政治泥潭中的挣扎,永乐朝的东南前线,似乎正沿着“技术碾压”的康庄大道高歌猛进。陈瑄和郑和指挥的水师,在获得更多“迅雷二型”火炮(以及少量初期“镇海大将军炮”原型)后,对沿海残敌的压制力显着增强,海上公开的、成规模的抵抗已近乎绝迹。
然而,一片“大好”形势之下,诡异的事件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
首先,是一批运往前线的“迅雷二型”火炮及其配套子铳,在福建某处沿海转运码头神秘失踪!负责押运的是一支小型卫所军和几名工部吏员,他们在夜间遭遇“不明身份匪徒”袭击,全军覆没,火炮不翼而飞。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袭击者手法专业,干净利落。
此事震惊朝野。朱棣严令彻查,东厂、锦衣卫、地方官府全部动了起来,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头绪。火炮仿佛人间蒸发。
紧接着,水师前线回报,在与零星敌船的小规模接触中,偶尔会遭遇一种 “射程极远、精度颇高” 的冷箭或火矢袭击,其技术特点与之前遇到的佛郎机火器或倭寇装备迥异。有受伤被俘的敌军喽啰在弥留之际,含混地提到“南方来的……新家伙……比红毛鬼的还好……”
更令人不安的是,郑和自己建立的那条尚在雏形的情报渠道,反馈回一些零碎且未经证实的信息:有南洋归来的商人提及,在南方某处“番汉杂处”的港口,近来看到了“形似大明制式,却又有些不同”的火炮被秘密卸船;有被剿灭的海盗团伙残党供称,他们曾为一批“神秘客人”运送过“特殊矿石”,目的地是更南方的海域;甚至,汪直那本越来越厚的“暗语册”里,也增加了一条他从东厂故纸堆中翻出的、多年前的旧闻:成祖年间(此时是未来,但记录存在),曾有琉球使臣私下透露,南方有“巨岛”,其上“有城郭,聚工匠,擅奇技,不与中原通”……
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都隐隐指向同一个方向——南方。那个之前只在汪直猜想和郑和忧虑中存在的“潜在技术中心”或“第三方势力”,似乎正从迷雾中缓缓显露出一角模糊的轮廓。
郑和深感事态严重。他一面将相关情报和自己的担忧,以密奏形式再次上达天听;一面加紧了对自身情报网络的构建,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一切关于南方海域地理、水文、番邦、物产、技艺的记载,无论是正史、野史、游记还是商人口述。他隐约感到,未来的海疆之争,对手可能不再是单一的“佛郎机—倭寇”混合体,而是一个更加庞大、更加神秘、且可能同样在追求技术力量的 “南方阴影” 。
朱棣接到郑和的密奏和火炮失踪的报告,震怒之余,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他不在乎死了多少押运兵丁,他在乎的是技术的流失和潜在对手的出现。他严令东厂和锦衣卫,必须查清火炮下落,并加强对南方情报的搜集,同时催促张岳,加快“镇海大将军炮”的实用化进程,务必确保大明在技术上的绝对领先。
压力再次传导到精器坊,传导到张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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