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深水暗礁 新政维艰(1/2)

崇祯七年的冬天,是在一种夹杂着胜利喜悦与深层焦虑的复杂情绪中降临的。

京畿的烽火暂时熄灭,东南的海波也暂归平静,但帝国肌体深处的痼疾,却并未因一两场军事胜利而痊愈。

沈渊借助大胜余威推行的深层改革,如同手术刀般探向帝国最敏感、也是最腐朽的神经中枢,立刻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痉挛。

首先掀起波澜的,是沈渊力主的“矿税整顿”与“漕运折银”试点。

在北直隶顺天府和山东登莱地区,由户部、工部革新派官员及内卫人员组成的“矿税清厘小组”开始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那些被地方豪强、卫所军官乃至宗室勋贵私下把持、瞒报产量、偷漏税赋的煤窑、铁矿。

按照沈渊的构想,不仅要追缴欠税,更要尝试将这些矿产的部分股权或经营权收归“皇产”(实际由海权司或格物院控制的国资雏形),以确保新兴工业的原料供应。

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网络。

小组所到之处,明面上的配合与暗地里的抵抗交织。

账册依旧“遗失”,矿洞“意外”坍塌,运输道路被“流民”阻断,甚至小组驻地夜间会遭到冷箭袭击。

在顺天涿州的一处煤矿,清厘小组试图封存一个明显产量与上报税额不符的煤窑时,竟引发了当地矿主勾结卫所兵丁的武装对峙!

虽然最终在周遇吉派出的新军小队弹压下未能酿成大乱,但紧张态势已昭然若揭。

“漕运折银”的试点同样举步维艰。

在山东境内选择的几个漕粮转运节点,朝廷试图让漕粮缴纳部分折合成银两,以减少实物运输的损耗和官吏插手的机会。

此举立刻遭到了漕运系统自上而下的软抵抗。

漕丁鼓噪,声称折银压低了他们的收入;沿河州县官员则上书抱怨,称折银导致市面银贵物贱,反而苦了百姓;更有潜藏在背后的粮商、仓官,因无法在实物转运中上下其手而损失暴利,恨得咬牙切齿。

试点地区的漕粮转运效率人为地大幅下降,通往京师的粮船明显迟滞,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帝国的咽喉。

朝堂之上,新一轮的攻讦浪潮借势而起。

这一次,反对者们学聪明了,他们不再直接攻击皇帝和沈渊的个人品德或忠诚,而是将矛头指向政策本身的“弊端”。

“陛下!矿税之征,本为抑商重农,如今反其道而行之,专务搜刮矿利,致使豪强离心,地方不宁,此非治国之道!”

“漕运折银,看似便民,实则扰民!运河百万生灵赖漕运为生,今朝廷欲断其生计,岂非逼民为盗?”

“沈阁老新政,看似为国敛财,实则与民争利到了极致!长此以往,恐生陈胜吴广之祸!”

这些言论,裹挟着“为民请命”的外衣,在朝野间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共鸣。

甚至连一些原本对改革持同情态度的官员,也开始对如此激进的财经手段产生疑虑。

朱由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能“听”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官员心中,混杂着对利益受损的愤怒、对权力被侵蚀的恐惧,以及部分人被煽动起来的、真诚的担忧。漕运的迟滞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一旦京师粮储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先生,是否……缓一缓?”朱由检再次流露出犹豫,“漕运关乎京师命脉,矿税之事,亦可徐徐图之。”

沈渊深知此刻退让便是前功尽弃。“陛下,疖子不挤,脓血不出!此番阻力越大,越证明我们触及了根本。他们正是看准了漕运关乎京师命脉,才以此相挟!若此刻退让,他们日后必将变本加厉!”

他提出了应对策略:“对于漕运,可双管齐下。一面,请陛下下旨申饬漕运总督及沿线官员,限期解决转运迟滞问题,否则严惩不贷!另一面,加速登莱至天津的海运漕粮测试!孙元化奏报,新造的海船已能稳定航行此线,虽运量尚不及河运,但可作为一种战略备份和威慑,让那些倚仗漕运卡脖子的人知道,朝廷并非只有运河一条路!”

“至于矿税,”沈渊目光冷冽,“更需强硬!请陛下授权新军,对胆敢武力对抗朝廷清查者,无论涉及何人,皆以谋逆论处,坚决镇压!同时,可公示部分追缴的巨额税款及查实的贪腐罪证,让天下人看看,这些口口声声‘为民请命’的豪强,究竟吞没了多少本该属于朝廷、属于百姓的血汗钱!”

朱由检权衡再三,再次选择了支持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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