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纪念瓷壶事件（四）（1/2）

从酒店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爸妈。

我原本是想着家里世代做陶瓷，应该会有一些关于胜利壶的资料。

但可惜家里没有。

然后我就给那位考古工作人员在微信上留了言。

一来是请他帮我找一找胜利壶的资料。

二来请他帮忙查一查当年胜利壶这款产品是否有销售单遗存下来，或者是有什么拍卖、收藏之类的记录。

如果有的话，就会省事很多。

当然，我自己也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小时。

但却没有和杨姐家里那把壶沾边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考古工作人员就给我回了电话。

他说，胜利壶的资料只有寥寥数语，而其他资料记录却是完全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好在他曾经因为某项考古工作，在陶瓷专业上请教过一位1946年在胜利瓷厂工作的女工人。

但可惜没有留下电话、地址之类的信息。

后来我们辗转了很多人，托了很多关系，最终还是打听到了那位女工人家里的电话。

可当我从一位老者的电话本上抄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那是一个现代家庭中比较罕见的“座机号码”。

而且根据提供电话的老者说，这个电话是四十年前的了。

也就是说，这个号码现在是否还在使用尚未可知。

当然，我可以请明哥利用关系查一下。

但想想没有必要。

我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知道了。

于是我怀着比较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号码。

好在这个号码还是在使用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爷子的声音。

当我询问这个号码是否是那位女工人家里的时候，电话里回答我的是：

“你找我母亲？”

我一头冷汗。

原来老爷子是当年那名女工人的儿子。

同时我也非常开心，总算是找到了正主。

于是在电话里，我就简单沟通了一下。

说来也巧。

那名女工人也姓杨。

202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九十三岁的高寿了。

我们称呼她为“杨婆婆”。

接电话的是杨婆婆的儿子，姓章。

辈分上看，好像很年轻。

但杨婆婆的儿子那会儿实际上也有六十多岁了。

我在电话里说要去拜访杨婆婆。

当然，我是不可能说胜利壶里有一个类似于鬼的“念”，因为已经骚扰到活人了，所以才去找杨婆婆的。

我只是告诉章爷爷，有一对从北方大老远跑来的年轻夫妻，对自己家传的胜利壶的历史故事非常有兴趣，想找杨婆婆讲故事。

这话让章爷爷很高兴，并在电话里很热情的表示让我们随时去他家做客。

于是我就和杨姐、伊田先生带着壶，在中午之前赶到了杨婆婆家中。

在路上我就让杨姐委婉的转告了伊田先生，最好在两位老人家面前别说话。

鞠躬也不能。

实在没办法要回应的话，微笑点头就可以。

这一点我其实斟酌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说出来。

当年那段历史让华夏百姓对倭国人深恶痛绝。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新平镇虽然没有被占领过。

但民族大义在前，倭国人几番轰炸在后，新平镇的人对于倭国人是十分的痛恨！

而杨婆婆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加之年纪也这么大。

我实在不敢赌杨婆婆是否比较能“明辨是非”。

好在伊田先生答应了，并且表示非常理解。

这就让我宽心了不少。

说来也是神奇。

在去杨婆婆家的路上，我想象过杨婆婆九十多岁的高寿，身体状况应该非常差，沟通起来应该会非常吃力。

但现实是，杨婆婆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

除了脸上爬满了褶皱，身形骨瘦一些之外。

以她九十多岁的高龄，腿脚尚算利索，耳朵也不背，说话也比较清晰。

并且能吃能睡，精神也很矍铄。

最关键是，杨婆婆为人很风趣。

就算讲起新平镇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和惨烈的轰炸历史，她也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回忆。

在她身上，我能很清晰的感受到杨婆婆那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唯有在说到倭国人的时候，她收起了玩笑，神态非常严肃。

并且在不经意之间，眼神里竟然飘出了一抹杀意。

后来经过章爷爷补充我们才知道，原来在1938年，改编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曾在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当时新平镇有很多人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中就有杨婆婆的父亲。

可惜那时候牺牲的人太多，有很多英雄烈士也没能留下名字。

杨婆婆的父亲便是那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之一。

后来杨婆婆在十五岁的时候，也以护士的身份加入了后方的救援工作。

杨婆婆亲眼见到过当年的残酷。

所以她对倭国人非常痛恨。

当我感受到杨婆婆眼中的杀意时，心里也在庆幸：

幸好来之前就叮嘱了伊田先生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说到胜利壶的时候，杨婆婆告诉我们，胜利壶生产的那年她刚进入瓷厂工作。

但那时并不叫胜利瓷厂，而是胜利瓷业公司。

杨婆婆做的是填色工艺。

当年生产的胜利壶，壶身上的粉彩就是由她们那个车间进行填色的。

于是杨姐赶紧拿出那把壶给杨婆婆。

杨婆婆看到这把壶的时候，眼睛很亮，笑得很开心。

她说，她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这款壶。

接着杨姐就把她家里所知道的那点关于这把壶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询问杨婆婆是否知道这把壶之前的故事。

而当杨婆婆看到这把壶上的题字时，她整个人愣住了。

这把壶另一侧的题字只有四个字，我们也早就看过，只是我们根本不明其意。

因为那四个字并不是成语或者词语。

也谈不上连贯性。

就感觉像是几个字给凑出来一样的。

即便如此，也恕我不能把题字写出来。

因为我答应了杨姐，不论这把壶有什么样的文物价值。

这把壶她都想作为传家宝，让自己的后代们都能铭记这把壶背后的故事。

壶身另一侧除了题字之外，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年份：

己卯年。

换算一下，己卯年就是1999年和1939年。

可胜利壶在50年代中期就早已停产。

后续的都是复刻品。

可根据杨姐的这把壶来看，能肯定的就是当年所生产的。

那就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把壶的年份落款，指的是1939年！

但奇怪的来了。

胜利壶是在1946年由新平镇胜利瓷业公司生产，于秋后推出。

这中间相差了七年。

一个七年后的产品上，怎么会有一个七年前的年份落款？

这就是让我们一头雾水的地方。

而下一刻，杨婆婆眼含热泪的替我们解了一半的疑问。

那一半的答案，就在那四个字的题字上。

原来那四个字是一位陶瓷艺术家的“艺名”。

而这位艺术家名不见经传，没有任何头衔。

这放在以瓷都着称的新平镇来说，从古至今都可以称为“路人甲”。

但就这位路人甲，杨婆婆却很熟悉。

因为正是她父亲的一位至交好友。

杨婆婆告诉我们，她印象中，这位艺术家在陶业人员养成所学习过。

经常出入他们家，对杨婆婆非常好。

每次去他们家都会给杨婆婆带一些零嘴，逗她玩。

所以在这位艺术家与杨婆婆的父亲交流陶瓷绘画技巧、煮茶谈天论地的时候，杨婆婆都会在旁边。

久而久之，这位艺术家的艺名落款也就被杨婆婆熟记于心。

而抗战来临之后，这位艺术家加入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

后来他加入了当时一个名为“前哨社”的组织。

经常在《陶业日报》上的《前哨》副刊版上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

只是可惜这一点我也查了，没有任何的线索。

当年的文章能保存下来的极少。

据杨婆婆回忆，这位艺术家的文采一般，他的文章几乎没什么人看。

这让他一度非常灰心。

但最后，终于被他迎来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1938年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