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 变革（之一）（2/2）

万历皇帝弟弟朱翊镠（潞王）封在卫辉，一开口就要“赡田四万顷”，这是什么概念？一顷等于一百亩，四万顷就是四百万亩，相当于今天2667平方公里，是三分之一的海南岛（约3.39万平方公里），比两个香港（约1106平方公里）还大。

在成都，王府庄园占据了成都平原七成的膏腴之地。

太监与勋戚圈占：大太监谷大用曾借“勘核庄田”之名，在直隶、山东圈地万顷以上；魏忠贤名下的庄田亦“万顷之多”。据估算，明末勋戚、太监集团占据全国耕地超三成。

官僚士绅兼并：河南的缙绅之家，“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其田地跨州连县，仆役佃农成百上千。

更致命的是，王爷的田、太监的田、官绅的田，凭借特权，皆为“优免”之列，不纳粮，不服役。朝廷的税基被迫缩小到仅剩的约七成耕地。而其中大部分还是由地方官僚地主控制，他们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逃税。

大量的土地不用交税，就只能靠这些散户在支撑着庞大的帝国开支。

百姓想，这税交就交吧，能活着就行。

可是，万历末年，为了打辽东的后金，朝廷没钱了，又开始加征“辽饷”，后来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加“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三饷加起来，总额竟超过常年税收一倍。一亩田的收成，有时甚至不够缴纳赋税。最终，土地在灾年沦为“烫手山芋”，白送都无人敢要，因为接手即意味着承担赋税。许多农民被迫将地契扔在官府门口，弃地逃亡。

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佃户。王府权贵收租往往实行“四六分”甚至“三七分”，佃农辛苦一年，绝大部分收成要用来交租。

朝廷的万里江山、十万大军，其开支竟几乎全数压在了仅剩的、土地日益缩水的自耕农与贫农身上。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全国情形类似，九成农民没有土地。当灾荒来临，百姓只能卖儿鬻女，乃至争食观音土。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口号之所以能点燃全国，正是因为权贵们通过土地兼并，早已堵死了所有活路。

土地兼并夺走了他们的恒产，苛捐杂税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血肉。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成为现实，当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再是诗句，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呼声，便不再是煽动，而是绝望中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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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山东境内，德王、鲁王、衡王三大藩府通过钦赐、奏乞、受纳投献、直接侵夺等方式，占据了大量优质土地，大量良田成为不纳粮的“王府庄田”。

而地方士绅有样学样，利用特权兼并土地，通过类似“飞洒”、“诡寄”等手段，将税负转嫁给小农。导致“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

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制造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或饿死沟壑，或铤而走险，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也为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面对如此积重难返的局面，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任风遥欲行土地改革，一定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

任风遥倒是不怕，可是，现在才刚刚奠定点点的发展基础，正面强攻绝非上策。时不我待，必须以更高明、更高效的方式破局。

他的选择，依旧是那四个字：借势而为。他要借的，是这天下滔滔的民怨，是这王朝末路的时势，用这柄无形的巨锤，去砸碎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铁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