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三打开封的困局与因果（2/2）

1.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位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其人在洛阳口碑极度负面。贪婪吝啬，肥己虐民。洛阳饥荒仍大肆搜刮，府中财宝如山，却不愿出钱赈济守城。被李自成军队捕获后，李自成下令“刳其血，和鹿醢尝之”，谓之“福禄宴”，将其残忍处决。

此举震动天下，标志着起义军从流寇向弑君者的质变。

2.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襄王朱翊铭在襄阳口碑平庸或略有负面。无突出恶行，但也无善举。城破时曾跪求饶命。李自成俘获襄王朱翊铭后对襄王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意思是，杀了你，就能让负责围剿我的督师杨嗣昌因为“藩王陷落”的失职之罪而被朝廷处死。

果然，杨嗣昌听闻此讯后，畏罪自杀（亦说绝食，忧惧而死）。襄王亦被杀。

（注：杀襄王这段，历史真相是张献忠所为，这里为了情节需要，反正都是农民起义的队伍，所以嫁接到了李自成身上。）

3.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汝宁，杀了崇王朱由樻。这崇王朱由樻在汝宁口碑要好得多。史书描述他为“性仁厚”、“礼士爱民”。这意味着他对待读书人和百姓的态度相对宽和，没有留下横征暴敛、欺压良善的恶名。

在李自成大军压境时，他与时任保定总督杨文岳并肩作战，共同坚守汝宁城。城破时，他也表现出了宗室的气节，没有屈膝投降，而是与杨文岳一同被杀。这种“死社稷”的行为，在注重气节的古代，是会得到同情的。

然而，最终李自成还是选择了处死他，史学家分析，原因在于：

明朝亲王，作为朱明王朝在地方的最高代表，本身就是起义军要推翻的核心政治符号，而且亲王府累积的财富也是起义军重要的军饷来源。

再说任何一个活着的亲王，都可能被明朝残余势力拥立，成为新的政治核心——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此时已经有了自立为帝的念头。

像福王这样的亲王，是这种腐朽的典型代表，杀之人心大快。而像崇王这样个人品行尚可的亲王，则成为了时代悲剧的缩影——他个人的些许美德无法扭转整个阶级的罪恶，最终也被历史的洪流所吞噬。

他的死，恰恰证明了那场革命的彻底性与不可避免的残酷性。

而李自成这种不加区分、一概屠戮的王室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凝聚了民心，宣泄了愤怒，却也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让每一个朱明宗室都清醒地认识到：投降是死，抵抗亦是死，不如拼死一搏，尚有一线生机。

正是这种源于绝望的共识，为他在开封城下，铸就了最为坚固的抵抗意志——他亲手将下一座城池，变成了自己必须面对的、最为顽强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