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左丘明（1/2）

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鲁国曲阜人，生卒年月无确切史料记载，据《史记》《汉书》等文献推断，大致生活在公元前556年至公元前451年之间，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且稍晚。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曾任鲁国太史，以编纂《左传》（《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经典史籍闻名于世。他以“信史”为准则，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风云变幻，其着作不仅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开创了中国叙事史学的先河，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

左丘明出身于鲁国的贵族，其家族世代担任鲁国的太史一职，负责记录国家大事、整理历史文献、掌管天文历法。长辈们常带他出入鲁国的藏书府，那里存放着从西周以来的竹简档案，左丘明常常在其中流连忘返，亲手翻阅那些记载着历史兴衰的简牍，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青年时期的左丘明，为了开阔眼界、丰富学识，曾游历各国。他先后前往齐国、晋国、楚国等诸侯国，考察当地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收集各国的历史传说与文献资料。

这段游学经历，让左丘明不仅掌握了各国的历史史实，更深刻体会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看到诸侯们不再遵守周礼，为了争夺土地与人口相互攻伐，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现实冲击，让他萌生了用史学记录历史、警示后人的想法。

左丘明与孔子的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同为鲁国人，年龄相差约二十岁，都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左丘明的评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花言巧语、面目伪善、过分恭敬的行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孔子）也认为是可耻的；心里藏着对别人的怨恨，表面上却和他做朋友，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

这段记载生动地展现了左丘明与孔子在道德观念上的高度一致。两人常常一起探讨历史与礼仪，孔子编纂《春秋》时，曾多次向左丘明请教鲁国的历史细节，左丘明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提供给孔子。孔子对左丘明的学识与品格极为推崇，而左丘明也十分敬佩孔子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春秋》虽然言辞简略，却蕴含着“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

公元前481年，孔子完成了《春秋》的编纂。这部史书以鲁国为中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竹简、熬夜着书，眼睛逐渐失明。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着述事业，而是在弟子的帮助下，通过口述的方式继续整理文献、记录历史。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历史知识一一讲述出来，弟子们则在一旁认真记录，最终完成了《国语》的编纂。

晚年的左丘明，一边整理自己的着作，一边收徒讲学，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思想传承给后人。他的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鲁国史官或学者的人。左丘明在讲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左传》《国语》中的历史知识，更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教导弟子们要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左丘明还十分重视对自己着作的整理与修订。他在晚年时，多次对《左传》和《国语》进行审阅，修改其中的疏漏之处，确保着作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他曾对弟子们说：“史者，信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吾着史，非为扬名，实为传信，让后人知历史之真相，明是非之准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史学的核心是“真实”。一个字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千里之外的误解。我编写史书，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传递真实的历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明白是非的准则。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左传》《国语》两部着作整理成册，献给了鲁国的国君。鲁国国君对这两部着作十分重视，将其收藏在国家藏书府中，作为鲁国的重要典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左传》和《国语》逐渐流传到其他诸侯国，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