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 古遗司的难题（2/2）

博尼法斯痛苦地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量”的，更是“质”的，是整个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论上的代差。对方拥有的，是一套完整、高效且不断进化的实用知识体系，而己方所倚仗的，更多是古老的思辨和残缺的遗产。他们带来的知识，在唐人看来，或许有些许启发，但远非必须。获取核心技术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亚琛王宫内，丕平推行的“东学”新政，遭遇了来自传统贵族和教会的巨大阻力。贵族们抱怨学习数学和几何是“匠人之术”，有失身份；教会则警惕任何可能动摇神学绝对权威的新知识，尤其当这些知识源自一个“异教”帝国时。仿制水车和织机的努力，也因缺乏相应的材料科学和精密加工能力，造出的东西笨重低效，沦为笑谈。

更让丕平郁闷的是，他试图参考东方模式加强王权、集中税收的努力，触动了地方贵族和教会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的“新政”非但没有迅速增强国力，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让他疲于应付。奥多伯爵带回的关于东方富庶强大的描述，此刻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兰克自身的落后与分裂。丕平开始意识到，模仿绝非易事，没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根基，强行移植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巴士拉，“大唐西洋货殖行会”的“技术换市场”策略取得了显着成效。周边地区对大唐的次级工业品形成了深度依赖，大量黄金和原材料源源不断流入巴士拉。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经济优势，也开始引发负面效应。

本地传统的手工业者大量破产，社会财富急剧向少数与唐商关系密切的买办阶层集中，底层民众的不满在积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种经济依附的危险性，试图联合起来，抵制唐货，保护本土产业，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针对唐商仓库的破坏活动。虽然都被沈光迅速镇压下去，但矛盾的种子已经埋下。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潜在的反唐情绪，正在西亚的土壤中悄然滋生。

帝国的内外，皆面临着新的挑战。古遗司的研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欧罗巴的模仿陷入困境；就连看似成功的经济策略，也隐藏着长远的风险。李琰在听取各方汇报后，对太子淡淡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外邦之学，可资借鉴，然根基在我。南瞻之秘，关乎本源，当持之以恒。至于商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需张弛有度，善加引导。”

探索、交流、模仿、治理，每一条道路都布满了荆棘。帝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继续以其庞大的体量和坚定的意志，摸索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