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份洞察人心的奏表，张知运与姜晦之失（1/2）

并州长史王晙，无疑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边臣。

他写给唐玄宗的那份奏表，不仅仅是一份军事分析，更是一份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报告。

他在奏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突厥降众只是因为本国国内大乱才归降我们的，如果他们国内恢复安定，他们必定会再度叛逃的。” 这精准地预言了“认知失调”的消除过程——当迫使降众归唐的外部压力（突厥内乱）消失后，他们内心的归属感（指向突厥）与外部行为（臣服于唐）之间的失调就会加剧，叛逃成为恢复心理平衡的唯一途径。

他进一步分析了降众安置在河曲之地的危害：“这些人非常狡诈，很难管理，经常不受当地军、州的约束，动辄兴兵，劫掠平民…我们蓄养他们，竟然培养了很多间谍…” 这里，他点出了“内隐认同”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降众在心理上从未真正臣服，他们的行为逻辑依然遵循草原部落的生存法则，一旦有机会，就会为母国充当信息渠道甚至内应。

他无比担忧地描绘了最坏的结果：“一旦敌人南下，他们必定会充当内应，进攻军州，届时，我们将内外受敌，就算是韩信、彭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

基于此，王晙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今年秋季，调动大量军队，向他们指明利害，送给他们路费，将他们全部迁往内地。经过二十年的同化，这些人就会逐渐改变旧有的风俗，全都会成为国家的精锐战士。” 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文化同化”与“心理重塑”方案。通过改变环境，切断其与草原的地理和心理联系，用二十年的时间，利用社会学习理论，逐步瓦解其旧有的社会认同，构建起对唐朝的新的身份认同。

中策：“调派大批人马，严加戒备，令汉族与他们住在一起。” 这是一种成本高昂的“社会监控”与“文化渗透”，试图通过高压和潜移默化来解决问题。

下策：就是维持现状，等待变故发生。

王晙甚至预判了朝中的反对声音，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当前情况与太宗时期已大不相同，关键在于“突厥人还在”，降众与之的情感联结从未断绝。

这份奏表，堪称当时对降众心理分析最为透彻的文献。然而，遗憾的是，“王晙的奏表呈上后，朝廷还没有答复，突厥降众阿悉烂和思泰等人果然又叛逃了。”

王晙的预言迅速应验，朝廷的反应是军事上的追剿。“十月二日，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赶。王晙领兵西渡黄河，昼夜兼行，追杀叛逃的突厥降众，斩杀了三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