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她还没发话，但规矩已经改了三遍（1/2）

雨还在下。

苏霓站在老楼门口，肩上的帆布包沉甸甸地压着她的背脊。

楼道里霉味混着潮湿的水泥气扑面而来，头顶一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在风中轻晃。

她抬手扶了扶被雨水打湿的刘海，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屋内陈设简陋，一张铁床、一个煤炉、几把塑料凳子围成生活全部。

房东老周是十年前纺织厂下岗的工人，如今靠替人修水管、清化粪池过活。

他老婆瘫在床上三年了，医药费像无底洞，拆迁补偿却迟迟落不到账。

“他们说要‘统一规划’，可我家这破房子拆了，我们住哪去？”老周坐在小板凳上，烟头捏得发白，“签字就得搬，不签就不给钱——这是人干的事吗？”

苏霓没说话，只是默默打开双肩包，取出一支老式录音笔，轻轻放在桌上。

“我能听一听吗？”她声音不高，却稳得像铁轨铺进山野。

老周愣了一下，点头。

于是那一夜，苏霓记下了第七份口述记录：关于安置房位置偏僻、产权不明、过渡费拖欠、评估价远低于市价……一条条，一句句，全是政策文件里找不到的褶皱与裂痕。

第二天清晨，她换上志愿者马甲，走进江城市信访局大厅。

没有工牌，没有编制，只有一张临时出入证和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她帮老人填表、替农民工翻译术语、悄悄录下窗口人员敷衍推诿的每一句话。

中午蹲在楼梯间啃馒头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不是百姓不信政策，是他们亲眼见过政策怎么被‘执行走样’。”

第三天夜里，暴雨如注。

苏霓伏在摇晃的木桌前，将三天来的观察整理成一份手写报告——《基层执行堵点观察日志》。

字迹清峻有力，逻辑层层递进。

她在结尾写道：

“当一项惠民工程让百姓害怕签字，当一次正常申诉变成对尊严的反复碾压，我们必须问：是谁在决定‘真实’的边界？若连记录自身苦难的权利都要审批，那所谓数字化治理，不过是把旧官僚主义换了新外壳。”

她吹干墨迹，将纸张折好，夹进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包中。

那是即将召开的省级试点筹备会官方资料册，署名空白，流程合规，流转严密。

而这份不起眼的手写笔记，就藏在第4”。

申请页面底部，一行小字悄然浮现：

“真相不该等审批。”

而在南方某省城，一封邀请函静静躺在退休摄像师老张的茶几上。

烫金字体写着：“关于召开省级档案数字化伦理研讨会的通知”。

会议议题栏密密麻麻列着十余项议程。其中一条极不起眼：

“探讨民间自发录证行为的历史价值与法律效力边界。”

老张没拆信，只是望着窗外淅沥的雨，久久未动。

而在无人注意的沉默里，开始酝酿。

雨停了，天光却未亮。

老张穿上了那件压在箱底十年的藏青色呢子大衣，领口磨得发白，扣子还是20世纪90年代国营厂发的铜质号牌。

他没坐主办方安排的专车，拎着一只旧帆布包，步行二十分钟走进会场——省社科院的小礼堂外已拉起红绸横幅，摄像机架得整整齐齐，记者们交头接耳，仿佛一场学术盛会即将揭开新时代的序幕。

可老张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合规化围剿”的开场戏。

议程过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教授清了清嗓子：“民间自发录证行为确有时代价值，但数据真实性难以把控、情绪化表达泛滥，建议归入‘非正式史料’范畴，仅作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

台下一片附和声。

有人点头称“稳妥”，有人低声笑言“总算把野路子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