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朝堂百官（2）（2/2）

刘宗周这番激烈的言论，代表了一大批清流御史和坚守律法纲常的官员的态度。他们追求的是法律的绝对权威和道德的纯粹性，认为对贪腐必须零容忍，任何妥协都是对正义的背叛。

“刘总宪此言差矣！”户部侍郎蒋德璟忍不住出列反驳。他年轻些，思维也更灵活务实，“法理不外乎人情，亦需兼顾时势。雷霆手段固然可敬，然若不审时度势，一味严苛，恐生激变。

如今新政初行，百废待兴，南洋战事未靖，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若将三十余人一概处死流放，空缺一时难以填补，政务停滞，岂非因小失大？退赃赎罪，既可挽回损失，充实国库以利新政，又可分化瓦解，稳住大多数，此乃权衡利弊之策，岂可简单以‘纵贪’论之？”

“蒋侍郎这是将朝廷法度当作生意来做了？！”刑部侍郎凌义渠冷笑一声，出列支持刘宗周，“治国岂能只算经济账？人心向背、法纪尊严，难道不是更大的‘利’？今日对贪腐手软，明日吏治将更加崩坏，失去的将是天下民心！民心既失，纵有金山银海，新政又能推行几何？江夏惨案，殷鉴不远！”

工部尚书宋应星这时也缓缓出列。他虽以格物致知闻名，但身居尚书之位，亦有其政治考量，语气沉稳：“陛下，臣掌工部，深知工程钱粮之弊，皆因吏治不清。贪墨蠹虫，如白蚁蛀堤，外表光鲜，内里早空。江夏之堤，便是明证。故肃贪之务，确为当务之急。

然，工部眼下诸多新政工程，如水利、道路、工坊营造，图纸规划、物料核算、现场督工，皆需熟手。若涉案工部官员中，确有精通实务、悔罪彻底者，臣以为……或可令其以匠人、顾问身份，戴枷办差，专事技术，剥离权柄，以尽其用，亦算一种惩处。”

宋应星此言，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技术性方案，试图在惩罚和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

“荒谬！”兵部侍郎孙传庭声如洪钟，他性情刚烈，最重军纪，“军中有言，慈不掌兵！治国亦然！贪墨之辈，如同军中蠹虫，腐蚀战力，动摇军心！南洋将士在前线浴血拼杀，后方却有人贪墨军资，此等行径，与通敌何异？！岂能因‘熟手’、‘有用’而轻饶？陛下，当以重典治乱世，用重刑肃贪腐！首恶必诛，胁从亦当严惩，方可震慑天下，整饬纲纪，亦可告慰前线将士！”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几派：以刘宗周、凌义渠、孙传庭等为代表的“严惩派”，主张依律严办，绝不姑息；以李长庚、蒋德璟等为代表的“务实（或曰绥靖）派”，主张区别对待，稳定为先；宋应星等则提出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折中方案。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渐趋激烈。更多的官员则保持沉默，紧张地观察着皇帝的倾向。

就在争论看似陷入僵局之时，内阁首辅袁可立，这位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老臣，终于缓缓出列。他一动，整个朝堂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