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思考（1/2）

面对工作推进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江辰的思考逐渐从具体问题的应对，转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反思。他意识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更好地适应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一个事关长远、必须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这种“不适应”首先体现在宏观决策层面。战略框架的制定体现了前瞻性和系统性，但在动态调整和精准落地方面，仍显滞后。经济社会的运行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的基于年度、季度数据的决策模式，有时难以捕捉到结构性、趋势性的细微变化，导致政策响应不够及时精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尚未完全打破，数据共享不充分，影响了对全局形势的判断和跨部门协同的效率。决策过程中，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等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还有提升空间。

在政策执行层面，不适应更为明显。基层反映的“政策好看不好用”、“雷声大雨点小”等问题，根源在于政策制定有时脱离基层实际，缺乏对执行环节复杂性的充分考虑。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推进困难重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往往重形式、轻实质，重短期、轻长期，难以真实反映政策成效和问题。

在资源配置层面，不适应同样突出。财政资金、土地指标、能耗指标等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虽然不断优化，但行政化色彩仍然较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如何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仍需深化改革。对不同功能区域、不同类型主体实行差异化、精准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还不完善。

在风险防控层面，不适应带来严峻挑战。当前面临的风险更具关联性、传染性、叠加性，传统的分行业、分地区、单打一的风险防控模式难以应对。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社会风险等交织叠加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有待加强。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往往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弱。

在社会治理层面，不适应日益凸显。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力量，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亟待破解的难题。网络空间治理、新业态从业人员服务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都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