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集：保甲法实施与户籍军事化（1/2）

保甲法与北宋户籍制度的军事化重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基层控制革命

一、乱世前夜：保甲法推行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动因

北宋中期，“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与社会矛盾交织，形成积贫积弱的困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时期全国禁军数量已达82.6万，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而厢军虽达43万却“多老弱不任战”，边防对西夏、辽朝屡战屡败，内部则“盗贼充斥，州县不能制”。庆历七年（104试武艺”，由巡检司武官担任教练。训练内容包括弓弩、刀枪，考核优异者可升为“上保丁”，甚至补入禁军。元丰元年（1078年），开封府保丁考核中，1300人因“弓马娴熟”被选入龙卫军，这标志着保甲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体系。

这种“准军事化”管理使户籍档案兼具兵籍功能。都保正需每年造册上报保丁“武艺高低、身材壮弱”，州府据此确定征兵优先级。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苏辙弹劾保甲法时称：“州县乡村，保甲每一都保，簿籍有四：一曰户长，二曰保长，三曰都保正，四曰兵籍”，可见户籍与兵籍已深度融合。

（二）军费节省与财政逻辑的冲突

保甲法的另一目标是削减军费。据王安石计算，若全国保甲皆能胜任治安，可省厢军30万，每年节省军费约300万贯。熙宁七年（1074年），枢密院奏报：“河北、河东、陕西保甲，已能代巡检司捕盗，厢军可减十之三”。然而，保甲训练所需的兵器、粮草开支很快抵消了节省的军费——仅开封府每年训练保丁的费用就达20万贯，且保丁因训练耽误农时，导致“稼穑失时，田畴多荒”。

四、版籍更张：保甲法实施中的户籍数据重构与矛盾

（一）户籍核查与数据失真的博弈

为推行保甲，朝廷要求州县重新核查户籍，重点统计丁口与资产。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颁布《方田均税法》，与保甲法配套实施：以保为单位丈量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结合保甲户籍确定赋税额度。但地方官员为邀功，常虚报保丁数量与土地亩数，如虢州卢氏县将“客户虚作主户，老弱充作壮丁”，导致户籍数据严重失真。

更严重的是，保甲户籍成为地方摊派苛捐的工具。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浙东路州县借保甲之名，按保丁资产征收“保甲税”，甚至“计口敛钱，以供器械”，引发民怨。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奏报：“保甲之法，本以除盗，今乃使民敛钱，农民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