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集：元朝四等人制与户籍歧视（1/2）

元朝四等人制与户籍管理中的民族歧视体系

一、四等人制的形成背景与制度渊源

（一）蒙古征服的历史轨迹与民族格局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启了大规模的扩张进程。1234年灭金，1241年蒙古铁骑深入东欧，1258年灭阿拉伯阿拔斯王朝，12；色目富商大贾的户籍由市舶司与地方官府共管；汉人与南人的户籍则归入州县“黄册”，但需定期向蒙古监察机构“肃政廉访司”报备。这种隔离式管理，从制度上固化了民族间的身份鸿沟。

（二）政治权利的等级分配

1. 入仕途径的民族限制

元朝官制中，中央政府的核心职位（如中书省丞相、枢密使）几乎全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达鲁花赤作为地方最高监临官，必须由蒙古人或少数亲信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仅能担任副职。科举考试更凸显民族歧视。延佑复科（1315年）后，将进士录取分为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考“右榜”，题目较易，录取名额各25人；汉人、南人考“左榜”，题目较难，录取名额各25人，但南人人口占全国八成以上，录取比例悬殊。如泰定元年（1324）进士榜，南人录取者仅占16%，且不得担任翰林国史院等清贵官职。

2. 司法特权的制度化

《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杖五十七，征烧埋银；汉人扎死蒙古人，处死，征烧埋银。”若蒙古人因纠纷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向官府申诉，违者严惩。至元九年（1272）更明令：“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收。”汉人、南人私藏铁器超过一尺者，即按“谋反”论处。

（三）经济赋役的差异化负担

1. 赋税征收的民族倾斜

蒙古人作为“国族”，享有赋税优免权。至元十七年（1280）定制：蒙古军户仅需缴纳“四顷免税”外的少量税粮，而汉人民户需按亩缴纳夏税（丝料）、秋税（粮食），南人地区更需缴纳额外的“江南夏税”（以实物或银两征收）。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江南地区的田赋比华北高出三倍，而南人地主需承担其中七成以上，蒙古、色目贵族的庄园则多获免税特权。

2. 手工业与商业的垄断控制

元朝官营手工业（如大都的织染局、兵器局）中，匠户按民族分设作坊：蒙古匠户担任监工，色目匠户负责技术核心（如回回炮制造），汉人、南人匠户则从事苦力劳动。商业领域，色目商人凭借“斡脱”（官商）身份垄断海外贸易，享有免税特权，而汉人、南人商人需缴纳3.3%的商税，且不得经营盐、铁等专卖商品。至元二十二年（1285），中书省甚至规定：“南人贸易至京师者，需由色目人作保，违者籍没货物。”

三、四等人制与多元户籍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一）与“诸色户计”的叠加效应

元朝户籍制度兼具民族分层与职业世袭双重特征，四等人制与“军户”“匠户”“站户”等职业户种交叉重叠，形成复杂的身份网络。例如，蒙古军户既属最高民族等级，又承担军事义务，享有土地与赋税优免；色目匠户因掌握技术被优待，但仍需世代服役于官营作坊；汉人军户则常被调往边疆，与蒙古、色目军队混编，既受民族压迫，又受军事控制。

这种叠加管理导致社会流动几近停滞。至元三十年（1293），江浙行省上报：“南人入仕者，率多百年未迁，而色目、蒙古人累岁超擢。”职业与民族的双重世袭，使元朝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的封闭结构，汉人、南人中的底层民众几乎永无改变身份的可能。

（二）民族混居地区的户籍管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