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7章 守护者宣言——当技术伦理成为文明疫苗（1/2）

（一）三年后的九月：当记忆成为教材，伤疤成为护甲

弗罗茨瓦夫事件三年后的九月，云海国家反网络犯罪研究院新楼正式启用。这座十二层的智能建筑外墙流动着数据可视化光影，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堂中央的雕塑——不是传统纪念碑，而是一面高六米、宽十米的“代码墙”。

墙上不是二进制数字，而是成千上万行真实代码的浮雕。仔细看，能辨认出危暐留下的反制程序片段、卡米尔触发火警的算法、“微光”组织使用的加密协议、还有“普罗米修斯项目”中那些被用于伤害的代码——但每一段伤害性代码旁，都刻着修正后的守护版本。

雕塑基座上刻着一行字：“技术没有善恶，但技术者有选择。——纪念所有在技术伦理前沿战斗过的人们”

启用仪式在上午十点开始。来自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因为这里将挂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伦理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总部。

陶成文教授今年七十三岁，已正式退休，但被聘为终身名誉院长。老人站在台上，面对数百名来宾，手里没有讲稿，只有一本磨破封面的《技术权力伦理》教材——这本三年前开始编写的书，如今已是全国两百多所高校技术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教材。

“三年前的这个月，”陶成文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大厅，“我们团队完成了一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数据分析。12.4tb的罪恶记录，记录了一个技术天才的坠落，记录了一个犯罪帝国的蓝图，也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创伤。”

他顿了顿：“但今天，我想告诉各位的是：那12.4tb数据，经过三年时间，已经转化为三样东西。”

全息投影亮起，展示第一项成果：

1.《技术犯罪心理与防御全案例库》

包含84读宣言的三个核心条款：

第一条：我将我的技术能力首先视为一种责任，而非特权。

第二条：我承诺在设计、开发、部署技术时，始终考虑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第三条：当我面临伦理困境时，我将寻求帮助并与同事讨论，而非独自承担。

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学员在签署后说：“在我的国家，很多年轻程序员被迫为犯罪组织工作，因为那是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我学成回去后，要建立培训中心，教他们合法的技能，给他们其他的选择。”

陶成文拍拍他的肩膀：“这就是传承。我们给你知识和支持，你回去照亮更多的人。”

开班的当晚，研究院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是从波兰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后，里面是一本手写的笔记本，寄件人是卡米尔·诺瓦克。

笔记本扉页上写：“致陶教授和团队：这是我的‘三年康复笔记’，记录了从恐惧到勇敢的心理过程。也许对教学有用。另外，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了，他作文又写了‘我的爸爸’，这次他写：‘我爸爸教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帮助别人。’我想，我终于配得上这个描述了。谢谢你们。——卡米尔”

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卡米尔如何从最初的自我厌恶、到收集证据的恐惧、到最终行动的决心，以及获救后的心理重建过程。里面还有他设计的“技术人员伦理困境自我评估表”。

曹荣荣翻阅后说：“这是珍贵的教学材料。我们可以把它数字化，加入案例库。”

鲍玉佳注意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卡米尔用波兰语写了一段话。翻译过来是：

“我曾经以为，技术是远离人性的冰冷工具。现在我知道，技术是人性的放大镜。它放大善，也放大恶。而我们技术人员的任务，就是确保放大镜的焦点，始终对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陶成文把这段话抄下来，贴在办公室墙上。

（五）深夜的灯光：当守护成为日常

深夜十一点，研究院大部分灯光已经熄灭。但十二层的几个办公室还亮着。

程俊杰团队在分析神经接口设备的数据，尝试逆向工程其操控机制，以便开发阻断技术。

曹荣荣和鲍玉佳在设计针对神经操控的心理防御课程，计划纳入全球网络的教学体系。

付书云和梁露在升级tefs系统，准备加入神经接口技术的伦理检查模块。

孙鹏飞和沈舟在整理新一批案例，准备加入教材的下一版修订。

张帅帅在审阅“守护者宣言”全球倡议的扩展方案——计划明年将签署人数目标提高到十万人。

陶成文的办公室灯也亮着。老人在写一本新书，暂定名《技术伦理的文明维度》。不是教材，而是哲学思考：在技术指数级发展的时代，人类如何保持人性？如何避免技术成为新的神只或暴君？

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重塑了权力结构，也都引发了伦理危机。火让人类征服自然，也带来了战争；文字让知识传承，也成为了控制的工具；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也造成了人的异化；数字革命连接世界，也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和操控手段。

而这一次，神经技术、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融合，可能将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力：直接干预意识、重塑身体、创造智能。如果我们不提前建立伦理框架，技术可能成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终极武器。

因此，技术伦理不是选修课，是文明存续的必修课。守护技术向善，就是守护人类未来。”

写到这里，老人停下笔，望向窗外。云海市的夜景璀璨如星河，每一盏灯下，都有普通人在生活、在工作、在爱、在梦想。

他们中，有人可能正在写一行可能被滥用的代码，有人可能正在设计一个可能侵犯隐私的产品，有人可能正在面临“高薪但灰色”的职业选择。

而研究院的工作，就是确保当这些时刻来临时，他们能想起“守护者宣言”，能访问tefs系统，能联系到帮助网络，能做出不伤害他人的选择。

这不是宏大的英雄叙事，是无数微小选择的累积。

就像危暐在代码里埋下的一个个“伦理开关”。

就像卡米尔三年间偷偷收集的一页页证据。

就像“微光”成员在黑暗中的一次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