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巷尾的灯》（1/2）

李建国第一次见到苏晓棠，是在1987年的深秋。那天他刚从部队转业，背着褪色的绿帆布包站在青石板巷口，冷风卷着梧桐叶扑在脸上，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湿意。巷子里的灯还没亮，只有尽头一家挂着“便民修鞋”木牌的小店，漏出一点昏黄的光。

他的军靴在部队磨破了底，本想随便找个地方修修，可走了半条街，只有这家还开着。推开门时，铜铃“叮铃”响了一声，柜台后坐着个扎麻花辫的姑娘，正低头穿针引线，手指上沾着点黑鞋油，像不小心落了颗痣。

“同志，能修鞋不？”李建国把军靴放在柜台上，声音还有点拘谨。他在部队待了八年，跟人打交道的本事早生了锈。

姑娘抬头，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星星，“能，您坐会儿，十分钟就好。”她说话时带着点吴侬软语的调子，不像北方姑娘那样爽朗，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温和。

李建国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看着她干活。姑娘的手很巧，穿线、钉掌、打磨，每个动作都利落又仔细。柜台上摆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最光荣”，旁边还放着本翻得卷了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您是刚回来的吧？”姑娘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李建国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您的包，还有这靴子，一看就是部队的。”姑娘笑了笑，露出两颗浅浅的梨涡，“我爸以前也是军人，不过他走得早。”

这话让李建国心里一软。他想起自己牺牲的战友，喉头动了动，没再多说。十分钟很快过去，姑娘把修好的靴子递给他，鞋底钉了层新的橡胶掌，踩在地上稳稳当当。

“多少钱？”李建国掏出钱包。

“不用了，您是军人，这活儿我免费修。”姑娘摆摆手，眼神很坚定。

李建国没再推辞，他知道这份心意比钱更重。出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姑娘正低头继续看书，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的发梢，像镀了层金边。

从那以后，李建国成了修鞋店的常客。有时是修衣服上的拉链，有时是换书包上的扣子，其实很多活儿他自己也能做，可就是想多去看看那个叫苏晓棠的姑娘。

苏晓棠的日子过得不容易。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修鞋赚的钱不多，她还得抽空去菜市场帮人剥毛豆、择菜，补贴家用。可即便这样，她脸上也总带着笑，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次，李建国去修鞋时，正好碰到苏母咳得厉害。苏晓棠手忙脚乱地找药，额头上满是汗。李建国二话不说，背起苏母就往医院跑。从医院回来后，他又帮着打扫屋子、劈柴，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苏晓棠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心里暖烘烘的。她知道李建国是个好人，可她不想拖累他。晚上，她把晒干的野菜包好，第二天塞给李建国，“同志，谢谢你昨天帮忙，这点野菜你拿回去尝尝。”

李建国接过菜包，指尖碰到她的手，两人都红了脸。从那天起，他们之间的话多了起来。李建国会给她讲部队里的事，讲雪山哨所的星星，讲戈壁滩上的日出；苏晓棠会给她讲巷子里的趣事，讲母亲年轻时的故事，讲自己想考上夜校的梦想。

转眼到了冬天，巷子里的雪下得很大，青石板路滑得很。李建国担心苏晓棠出门不方便，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去巷口扫雪，从巷头扫到巷尾，刚好到修鞋店门口。苏晓棠知道后，每天都会多煮一碗粥，等他扫完雪，端给他暖身子。

粥是小米粥，熬得稠稠的，里面还放了几颗红枣。李建国喝着粥，心里比粥还暖。他看着苏晓棠冻得通红的手，忍不住说：“以后别这么早起来煮粥了，天太冷。”

“没事，我习惯了。”苏晓棠笑着说，可李建国还是在第二天，给她送来了一副新织的毛线手套，是深灰色的，针脚有点笨拙，却是他熬了三个晚上织出来的。

苏晓棠接过手套，戴在手上，大小正好。她低头看着手套，眼泪差点掉下来。长这么大，除了父母，还没人这么疼过她。

春天来的时候，苏晓棠考上了夜校，每天晚上要去两公里外的学校上课。李建国不放心，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送她，等她下课了再接回来。自行车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擦得锃亮，车后座还垫了块厚厚的棉垫，怕她坐着凉。

有一次，晚上下大雨，路上积了水，自行车陷在泥里走不动。李建国把车扛在肩上，背着苏晓棠往前走。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可他却把苏晓棠护得严严实实，没让她淋到一点雨。

苏晓棠趴在他背上，听着他沉重的呼吸声，心里又酸又甜。她知道，自己是真的爱上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了。

夏天的时候，李建国被分配到了街道办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干事。工作虽然琐碎，可他做得很认真，帮居民解决矛盾、登记户籍、组织义务劳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可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看苏晓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