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从流水线女工到乡村教育创业者（1/2）

凌晨四点半，刺耳的闹钟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炸开时，林晓燕的手指已经条件反射般按掉了铃声。她屏住呼吸起身，生怕惊醒隔壁床铺的两个工友——狭小的房间里，三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空气中弥漫着洗衣粉和廉价香皂混合的味道。

18岁的林晓燕低头看了看手心，那些被缝纫机针头扎出的细小疤痕，在昏暗的晨光里泛着淡白色的印子。这是她来南方电子厂的第三个月，每天12小时的流水线工作，让她的肩膀永远带着一股卸不掉的酸痛。牛仔裤口袋里揣着的高中毕业证，边角已经被磨得发毛，那是她偷偷从家里带出来的“秘密”——父母以为她辍学后跟着同乡去餐馆打工，没人知道她每晚在被窝里用手机刷题，更没人知道她床头那本翻烂的《陶行知教育文集》，是她从旧书摊花五块钱淘来的宝贝。

一、裂痕里的光

电子厂的流水线像一条永不停歇的传送带，林晓燕的任务是给电路板焊接电阻。机械重复的动作让她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组长的骂声和机器的轰鸣，是她每天听得最多的声音。直到那天下午，她因为连续工作14小时，手指不慎被焊枪烫伤，鲜红的水泡在指尖鼓起时，组长却只扔给她一张创可贴，冷冷地说：“别耽误产量，不想干就滚。”

那天晚上，林晓燕躲在厕所里哭了很久。她看着镜子里脸色蜡黄、眼神疲惫的自己，突然想起高中班主任说过的话：“晓燕，你要是放弃读书，就真的被困在山里了。”她的家乡在贵州大山深处，全村只有一所小学，孩子们要走两小时山路才能上学。她曾亲眼看见邻居家的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小学毕业就被迫外出打工。

“我不能这样下去。”林晓燕擦干眼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回到家乡准备高考。这个决定遭到了所有同乡的反对，有人说她“疯了”，有人劝她“女孩子找个安稳工作嫁人才是正经事”，但林晓燕却铁了心。她用攒下的工资买了复习资料，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回乡的火车。

回到家后，父母的失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父亲摔碎了她的复习资料，母亲坐在门槛上哭着说：“我们供你读到高中已经不容易了，你现在又要折腾，你想让我们在村里抬不起头吗？”林晓燕没有争辩，只是默默捡起地上的书本，搬到了村里废弃的仓库里。仓库漏风漏雨，晚上冷得让人发抖，但她却觉得心里很踏实——这里没有流水线的轰鸣，只有书本翻动的沙沙声，那是她听过最动听的声音。

备考的日子里，林晓燕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白天，她帮家里干农活，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复习。村里的人常常看见她在田埂上背单词，在灶台边写数学题。有一次，她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地里，醒来后第一句话却是：“我的笔记本呢？”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林晓燕攥着电话的手一直在发抖。当听到“587分”这个数字时，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个分数，足够让她考上省内的师范大学。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她家道喜，父亲红着眼眶给她煮了一碗鸡蛋面，母亲悄悄把洗干净的复习资料整齐地叠在她的书包里。

二、象牙塔里的“异类”

走进师范大学的校门时，林晓燕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梦想那么近。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城里的同学穿着时尚的衣服，讨论着最新的电子产品，而她身上总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生活费每个月只有三百块钱，是班里最少的。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林晓燕利用课余时间做了四份兼职：早上五点去食堂帮工，中午发传单，晚上去家教，周末还要去超市理货。有一次，她因为连续熬夜备课，在课堂上睡着了，被老师点名批评。下课后，她躲在教学楼的角落里，看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短信“家里一切都好，你别太累了”，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让她退缩。她知道自己来大学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学习更多知识，将来能回到家乡教书。在课堂上，她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记笔记；在图书馆里，她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她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积极参加教学实践活动。大二那年，她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还成为了学校“乡村教育帮扶社”的负责人，带领社员们去周边的农村小学支教。

第一次去支教的场景，林晓燕至今记忆犹新。那所小学只有两个老师，四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孩子们穿着破旧的衣服，鞋子上沾满了泥土，但当她拿出带来的课外书时，孩子们眼里闪烁的光芒，像星星一样明亮。有个叫小宇的男孩，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帮她擦黑板、整理教具。有一次，小宇偷偷塞给她一个用树叶编的小兔子，小声说：“老师，你以后还会来吗？”林晓燕抱着小宇，坚定地说：“会的，老师一定会回来的。”

这次支教经历，让林晓燕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她在日记本上写道：“我想让大山里的孩子们，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能有选择未来的权利。”

三、回到起点，重新出发

大学毕业那年，林晓燕收到了城里重点小学的录用通知，薪资待遇优厚，还能解决户口问题。同学们都羡慕她，说她“熬出头了”，但她却在深思熟虑后，撕掉了录用通知——她要回到家乡，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大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