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一个“公”字（2/2）

“不需要评估。”艾米丽打断了她，“附加一项特殊条款：投资回报，不由任何财务指标决定，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外部干预完全撤出后，该系统自维持的时长’。维持得越久，回报越高。”

这个条款彻底颠覆了现代金融的逻辑。

苏清徽震惊之余，忍不住追问：“艾米丽，你……为什么？这不像你的风格。”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艾米丽的声音里第一次透出一丝疲惫：“我见过太多完美的数学模型，在人性的微小裂缝前，崩塌得一文不值。但这里不一样。”她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他们在学着……让答案自己从土里长出来。我想买的，是这个。”

挂断电话，艾米丽走到窗边，窗外是纽约不眠的灯火。

她打开行李箱最底层的夹层，取出一份用塑料封套精心保存的、已经泛黄的讲义复印件。

封面上，一行打印的黑体字赫然在目：《文化属性与市场的非均衡性佯谬》。

作者署名处，是三个如今已恍如隔世的字：丁元英。

她将讲义平铺在桌上，目光在纸页与窗外的天际线之间来回移动，仿佛在将那遥远河滩上的石碑，与这全球资本的心脏，叠合在一起。

答案，也在陆沉的脚下成形。

他的“声音账本”第二季巡展，主题命名为“听不见的协议”。

他邀请十三村的居民，将一段“最不想被别人听见的话”，录进一部老式磁带录音机里。

可以是对政策的不满，可以是对邻里的怨怼，也可以是对未来的恐惧。

录音完成后，当着本人的面，磁带会被装入一个素烧的陶罐，用蜂蜡密封，然后埋入“归途驿站”后院的土地里。

约定，十年后，由所有参与者的后代共同开启。

第一天，只有三个胆大的人参与。

第三天，人数骤增至四十余人。

有人在录音时泣不成声，坦白自己曾因嫉妒偷偷剪坏了邻家的果树；有人愧疚地承认，自己曾贪占过合作社的一笔小额公款。

陆沉全程不听任何内容，只像个公正的仪式主持人，监督着封存的每一个流程。

当最后一个陶罐被小心翼翼地放入土坑，填上最后一铲土时，陆沉突然转身，对着在场的所有人问了一句：“如果，我现在把这些罐子都挖出来，把里面的话当众放给大家听，你们怕不怕？”

人群死一般的寂静。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抗拒。

陆沉缓缓地点了点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那就好。这说明，我们亲手埋下的这个制度，开始有牙齿了。”

这副“牙齿”，也摆在了周慧兰主持的第二次联合议事会上。

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应允许丁元英继续在公共石碑上刻写《共生准则》。

反对者言辞激烈，认为此举没有经过任何授权，形同“立私法”，极易在村民心中催生新的个人崇拜，与他们追求的自治精神背道而驰。

支持者则认为，丁元英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示范，他刻下的每一个字，都已成了村民衡量自己行为的一把“心尺”。

争论从下午开到傍晚，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角落里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突然站起身，大声说：“他要是真想当救世主，控制我们，凭他的本事，早就能写好一整本书，印个几千册发到每家每户了！干嘛还费那个劲，一天就刻一个字？我看，他不是在给我们立规矩，是在等我们自己长出规矩！”

一语惊醒梦中人。

会议最终投票表决：允许续刻。

但增加一条补充决议——每完成一句，必须由三个不同村庄的代表，共同到场核验内容，确认无误后，在旁边的一块附碑上签字备案。

当晚，周慧兰带着两名代表去河滩查看进度，顺便告知决议。

可当她们走近时，却发现石碑上，继“公权责利”之后，又多了两个新字——“任”、“可”。

两个字之后，又空出了三个字的位置，仿佛一句未完的话在等待下文。

“任……可……”周慧兰喃喃自语，心中巨震。

这难道是对他们下午会议决议的回应？

她猛地仰头，望向那块沉默的石头，忽然感觉身后不远处的山径上，传来一阵熟悉的、不疾不徐的踱步声。

她豁然回头。

雨幕低垂，远处的桥灯在潮湿的空气里氤氲成一团模糊的光晕。

山径上空空荡荡，只有几片被晚风吹落的叶子，在地上打着旋。

那柄挂着棉衣的墨绿色旧伞，那孤绝的身影，似来，似去，似从未离开。

雨，终于停了。

但笼罩在河滩与十三村上空的寂静，却并非安宁。

那是一种被抽干了所有杂音的、沉甸甸的静默，一种万物屏息的紧绷。

空气里，一股无形的压力正在积聚、浓缩，仿佛在等待一声惊雷，彻底撕裂这个漫长而沉默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