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档录（2/2）
我必须离开这里，在我被完全“校准”、彻底忘记这些发现之前。
我开始盘算怎么调走，或者干脆辞职。
但我又害怕，我这样的“敏感型个体”，知道了这些，他们会轻易放我走吗？那个“内部参考”文件，会不会有关于如何处理“异常反应人员”的后续说明？
我变得疑神疑鬼，对办公室的一切都充满恐惧。
每次接触文件都小心翼翼，努力分辨哪些内容可能被动过手脚。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日记，每天回家后反复查看是否有多余或缺失的字句。
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失眠，多梦，梦里全是不断变化、扭曲的文字和数字。
胡师傅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状态。
一天下班时，他叫住我：“小卫，最近气色不好，工作还适应吗？”
我强作镇定：“还好，就是有点睡不好。”
他点点头，状似无意地说：“整理历史，有时候不能太钻牛角尖。
过去的事，尘埃落定，有个清晰干净的脉络，对谁都好。
个人记得太多太细，反而是负担。你说是不是？”
他的话像柔软的绳子，轻轻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匆匆离开。
又过了几天，我被安排协助胡师傅清点仓库最深处一批“待销毁”的废弃档案。
仓库在地下室，更加阴冷昏暗，堆满了积尘的杂物和破损的柜子。
胡师傅指着一个角落：“那些，都是早年确认无效或重复的，按程序该处理了。你帮我搬出来，登记一下数量就行，内容不用看。”
我走过去，那些文件箱又旧又破，用绳子胡乱捆着。
我搬起一箱，绳子忽然断开，箱子掉在地上，里面的文件散落出来。
我连忙蹲下收拾，手却僵住了。
散开的文件中，有几份的标题和格式，与我那天在灰色柜子里看到的“内部参考”文件极其相似！
我鬼使神差地迅速翻看了一下，心跳几乎停止——这些“待销毁”的文件，是关于“记忆归档辅助工作”更早期的记录，甚至包括一些“……人员不适配案例处理纪要”。
里面提到了“深度校准”、“隔离观察”，以及个别案例最终“记忆结构趋于稳定，调离至后勤岗位”或“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等字样。
“怎么了？”胡师傅的声音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响起，吓了我一跳。
“没……没什么，绳子断了。”我慌忙把文件胡乱塞回箱子，不敢让他看见我拿了什么。
“我来吧，你去登记那边几箱。”胡师傅接过箱子，动作很自然，但我瞥见他低头整理时，目光锐利地扫过那些散落的文件标题，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那天之后，我确信胡师傅知道我在调查。
而我也明白，这个系统远比我想象的深入和严密。
“待销毁”的文件出现在这里，是疏忽，还是某种警告？
那些“不适配案例”的下场，就是我的未来吗？
恐惧积累到了，变成了孤注一掷的决心。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留下证据，真正的、无法被“校准”掉的证据。
我选了一种最原始的方式。
我找来一些极薄的、半透明的拷贝纸，趁无人时，偷偷覆在几份我认为关键内容可能会被修改的文件上，用铅笔轻轻拓下上面的文字，包括我自己的原始编号和笔记。
我把拓印的拷贝纸小心地夹在一本我私人带来的、与工作无关的旧杂志内页里，带回家，藏在我卧室地板下的一块松动的地砖后面。
我还在办公室我座位抽屉的夹层里，用针尖刻下了一行小小的字和日期：“记忆是活的，它在改。”
做完这些，我仿佛完成了一项悲壮的仪式，心里反而平静了一些。
我等着，等着变化发生，或者等着被“处理”。
变化比预想的更快，也更诡异。
它没有直接针对我，而是开始侵蚀我周围最牢固的认知。
先是关于我大学导师的回忆。
我明明记得他是一位严谨但开明的老先生，鼓励我们独立思考。
可有一天，当我试图回忆他时，脑海中浮现的形象却变得模糊而严厉，耳边仿佛响起他对我说：“历史最重要的是服从整体框架，个人见解要谨慎。”
这话他从未说过！但我却“记”得如此清晰，甚至能想起他说这话时推眼镜的动作。
接着是关于我初恋女友的记忆。
我们因毕业去向不同而和平分手，留有美好的遗憾。
可突然间，我“记起”我们分手时曾激烈争吵，她指责我固执己见、不懂变通。
这段争吵的细节栩栩如生，让我痛苦不堪，但理智的深处有个声音在尖叫：这不是真的！
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一个周一的早晨。
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习惯性地先去看墙上的月份牌。
日期没错。
但我目光扫过胡师傅的桌面时，整个人如坠冰窟——那里摆着一份打开的文件，旁边放着一支老式钢笔，笔帽上有一道明显的磕痕。
那道磕痕，我无比熟悉！
因为那是我祖父留下的钢笔，笔帽上的磕痕是我小时候调皮摔出来的！可这支笔，明明应该在我老家的抽屉里珍藏！
我死死盯着那支笔，血液仿佛凝固。
胡师傅抬头，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钢笔，很自然地拿起来，拧开笔帽准备写字，随口道：“这老伙计，跟了我不少年头了。”
不！不可能！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是记忆又被篡改了？连这支笔的归属都改了？
还是……更可怕的可能性——眼前这个胡师傅，他的记忆，甚至他的部分“身份”，是不是也来自某个被“校准”或“移植”的模版？而我记忆中关于祖父钢笔的细节，被系统识别为“冗余”或“冲突”，干脆将它“分配”给了我日常接触最多、作为“校准器”存在的胡师傅，以强化他存在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如果连触手可及的实物归属、亲密的人际记忆都能如此随意地涂抹、覆盖、重组……那我究竟还是“卫明远”吗？
我所珍视的过去，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归档”后呈现给我的、平滑而无害的版本？
那个藏在家中的拓印证据，甚至我写下这行字的此刻的念头，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变成从未存在过的“歧点”，被悄然“抚平”？
我看着胡师傅平静书写的侧脸，看着办公室里井然有序的档案柜，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灰蒙蒙的天空。
巨大的、冰冷的虚无感吞噬了我。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档案袋，被打开，内容被审视、修改、替换，然后打上新的编号，塞进一个永恒寂静的柜子深处。
而握着那支编号笔的，是一只看不见的、巨大而冰冷的手。
我没有再去碰地板下的拓印纸，也没有再看抽屉夹层的刻字。
我安静地坐回自己的位置，打开一份新的待整理档案。
纸张的气味钻入鼻腔。
我拿起笔，开始书写编号。
我的手指稳定，字迹工整。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敏感型个体”卫明远了。
我正在顺利“适应”。
我正在成为这庞大、静默、不断自我修正的“记忆归档”系统中，又一个稳定运行的、微不足道的字符。
而关于抵抗、关于证据、关于真实自我的最后一点涟漪，也终将在这平滑如镜的、深不见底的档案之海中，归于彻底的、被遗忘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