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宣传机器（1/2）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办公场域，与其说是一间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不如说是一座融合了导演工作室、战时情报分析室和现代广告公司核心创意区的混合体。

厚重的深红色天鹅绒窗帘完全遮蔽了冬日上午的天光，室内照明由多盏可调节角度和亮度的剧院式聚光灯提供，光线被精准地投射在办公桌、黑板和几幅巨大的图表上，其余区域则隐没在深邃的阴影中，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舞台感与操控感。

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雪茄烟丝、油墨、显影液以及一种淡淡的、类似于旧纸张和焦虑汗水混合的独特气味。

戈培尔本人坐在宽大的、线条极其现代主义的钢制办公桌后，身形在刻意布置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瘦削，甚至有些单薄。

但他那双深陷的眼窝中，镜片后的眼睛却像两簇永不熄灭的、燃烧着冰冷智性火焰的炭块。

他面前摊开着莱因哈特·冯·严带来的、由皇帝侍从武官处整理的行动纲要要点，但他似乎已经跳过了阅读过程，直接进入了创作状态。

“将世界的聚光灯，从帝国坦克履带扬起的雪尘，转向布尔什维克厨房里发霉的黑面包和地窖里的血迹……”

戈培尔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如同金属刮擦玻璃般的穿透力，每一个音节都仿佛经过精心打磨。

“有趣。这要求宣传的重心从‘展示我们的力量’，转向‘揭露他们的腐朽’。从‘震撼’，转向‘恶心’。从激发敬畏，转向引发道德谴责。这需要更精细的解剖刀，而非重锤，冯·严少校。”

莱因哈特保持着标准的军人站姿，位于光圈边缘的阴影中，声音平稳地补充具体技术要求：

“博士阁下，陛下的明确指示是：材料需要重点突出几个核心主题。其一，布尔什维克高层对士兵生命的极端漠视，将其视为可消耗的数字，为达战略目标不惜驱使成千上万人进行无望的冲锋。”

“其二，后方粮食配给体系的彻底崩溃与人为制造的阶层性饥荒。其三，对战俘、所谓‘阶级敌人’以及普通民众的系统性虐待与恐怖统治。所有材料必须具备高度的‘真实感’与说服力，即使某些环节需要……进行符合叙事逻辑的‘艺术性强化与聚焦’。”

戈培尔嘴角向上扯动，形成一个没有温度的、近乎嘲讽的微笑。“‘真实感’……宣传艺术的最高境界，恰恰在于用真实的碎片，构建一个比真实更‘真实’、更具冲击力的故事。事实是砖石，但情感与道德判断才是构筑城堡的灰泥。”

他站起身，动作有些跛，但丝毫不影响其气势。他走到一面贴满了东线战地照片、宣传海报设计草图和剪报的软木板前，手指快速点过几张画面模糊却充满死亡气息的照片—成堆冻僵的俄军尸体、炸毁的坦克残骸旁蜷缩的士兵、茫然失措的俘虏。

“素材，我们有的是。”戈培尔语气平淡得像在清点库存。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外围被遗弃的俄军阵地照片，可以配上‘被政委手枪逼着冲锋’的幸存者证词，人，我们可以‘找到’或‘塑造’而从俄军散兵坑里缴获的、字迹潦草描述家人饿死的家书。”

“经过适当‘编辑’和放大，就是绝佳的人道主义悲剧素材。被俘俄军军官关于后勤混乱、友军相残的抱怨，可以整理成‘内部人士的控诉’。”

他转向另一块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绘制着复杂的、多语种关键词关联网络图，箭头纵横交错，中心是“布尔什维克暴政”。

“但我们需要更具象的、能瞬间抓住眼球和心灵的‘符号’。抽象的‘漠视生命’，不如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比如，一个脑满肠肥的政委在温暖掩体里喝着伏特加，而窗外士兵正在冻饿中死去，广泛的‘饥荒’，不如一个具体的悲剧一位母亲为了半块黑面包，被迫做出不可言说的牺牲。”

“系统的‘虐待’……一段‘偶然’被我们缴获的、记录契卡在监狱中暴行的‘秘密影片’，或者一本‘逃亡者’冒死带出的‘行刑队日记’，会比一万份报告更有力。”他回头，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刺向莱因哈特，“皇帝陛下授权的‘艺术性强化’……其边界在哪里？”

莱因哈特略微沉吟，字斟句酌地回答：“陛下的原则是，事实的基石不容篡改或凭空捏造，但基于已有事实的逻辑延伸、情境渲染、情感投射与道德定性，可以依据宣传战的最高目的进行充分强化。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立国公众、部分仍对左翼理想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激发起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普遍性道德反感与政治质疑，使其丧失最后的道义光环。”

“明智。”戈培尔走回座位，迅速在拍纸簿上写下几行如医生处方般潦草却自有体系的字迹，“那么，我将立即启动代号为‘真相回声’的全球舆论引导计划。”

他边写边说，语速加快，“第一，派遣直属宣传部的特种摄影与采访小队，携带最先进的便携摄影机与录音设备，前往东线战俘营、难民收容点及新占领区，重点拍摄具有‘表现力’的画面，寻找‘有故事’的受访者—最好是年轻的学生兵、被强征的教师或工程师、心怀不满的低级军官。他们的面孔和声音，就是最好的武器。”

“第二，通过帝国的外网和外交部某些非正式渠道，不惜重金收买或策反可能接触过苏俄粮食配给系统、劳改营管理机构或地方内务部门的中低层官员、技术员、逃亡者。目标是获取带有印章的‘内部文件’片段、统计数据草稿、会议记录残页——任何能增添‘实证’感的纸片。”

“第三，利用我们在瑞士伯尔尼、瑞典斯德哥尔摩、荷兰鹿特丹、以及华夏南京预先设立的、表面独立运营的‘白手套’新闻社与出版社，率先以‘独家调查报告’、‘深度揭秘’的形式，发表系列文章。然后，帝国官方通讯社和主流报纸再进行‘震惊转载’和‘深入评论’，营造出‘由中立第三方率先揭露，帝国媒体跟进验证’的客观假象链。”

“第四，制作多语种（俄、英、法、西、中东，中粤）广播节目与新闻短片，节目形式可以多样化：‘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录音’、‘西伯利亚某村庄的来信朗诵’、‘前红军军官的匿名访谈’，在黄金时段，通过我们控制的广播站和合作商业电台，向全球反复播放。”

“要让伦敦东区的工人、巴黎拉丁区的学生、纽约布鲁克林的移民，在茶余饭后谈论的，不是德军又前进了多少俄里，而是‘俄国人民正在遭受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何等非人的折磨’。”

他眼中那冰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了，甚至带上了一丝近乎艺术创作的兴奋：“我们甚至可以巧妙地‘借鉴’和‘解构’一些布尔什维克自己宣扬的漂亮口号。”

“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质问他们为何饿死工人；用‘解放全人类’来讽刺他们奴役自己的士兵。这是最高级的宣传，用对手的武器，反过来击穿对手的甲胄。”

莱因哈特微微颔首。戈培尔的思维速度与对人心弱点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背后纯粹的、无情的工具理性也让人不寒而栗。

“博士阁下，陛下还特别提示，在材料中，可以加入一些更具象、更易传播的细节，作为其统治风格残酷与傲慢的微观缩影，例如，高级军官对普通士兵如对待牲畜般的轻蔑态度，甚至……具体到‘用皮手套扇士兵耳光’这类行为，比空谈‘不尊重人格’更有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