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1章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2/2)

隋炀帝看到中原已经大乱,不想回北方了,打算把都城迁到丹杨,占据江东。他让大臣们在朝堂上讨论这件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极力反对,请求隋炀帝回长安,说完就气呼呼地和虞世基争吵着出去了。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潮湿,土地狭窄,要供应皇帝和三军的物资,老百姓可负担不起,恐怕到时候会人心散乱啊。”结果御史弹劾李桐客诋毁朝政。于是公卿们都顺着隋炀帝的意思说:“江东的老百姓盼着陛下驾临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去安抚他们,这就跟大禹治水一样是好事啊。”隋炀帝就下令修建丹杨宫,准备迁都过去。

当时江都的粮食快吃完了,跟着隋炀帝的骁果军大多是关中人,在外地待久了,都想念家乡。他们看隋炀帝没有回西边的意思,很多人就谋划着叛逃回家。郎将窦贤带着自己的部下往西跑,隋炀帝派骑兵去追,把他们杀了。可还是有人不断逃跑,隋炀帝为此很头疼。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直很受隋炀帝宠信,隋炀帝让他带领骁果军驻扎在东城。司马德戡和他要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量说:“现在骁果军人人都想逃跑,我要是跟皇上说吧,怕还没等说出口就被杀了;不说吧,以后事情暴露了,咱们也免不了被灭族,这可咋办呢?又听说关内沦陷了,李孝常据守华阴叛变,皇上把他两个弟弟关起来,还想杀了他们。咱们的家属可都在西边,能不担心吗?”元礼和裴虔通都害怕了,问:“那你有啥主意?”司马德戡说:“要是骁果军真的都跑了,咱们不如也跟他们一起走。”元礼和裴虔通都说:“好主意!”于是他们互相拉拢,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等人都参与了这个谋划,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公开讨论叛变的计划,一点儿都不害怕、不避讳。有个宫女告诉萧后:“外面的人都想造反。”萧后说:“你去告诉皇上吧。”宫女就去跟隋炀帝说了,隋炀帝听了大怒,觉得这不是宫女该说的话,就把她杀了。后来又有宫女跟萧后说这事儿,萧后说:“天下都乱成这样了,也没办法挽救了,说这些有啥用呢!只会让皇上徒增烦恼罢了!”从这以后,就没人再跟她说这事儿了。

赵行枢和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平时关系很好,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他俩把这个谋反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听了特别高兴。司马德戡等人原本计划在三月十五日那天结伙往西逃跑,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昏庸无道,但他的命令还是能执行的,你们就这么逃跑,就跟窦贤一样是找死。现在上天要灭亡隋朝,各地英雄纷纷起兵,和咱们一心想造反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了,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干一番大事,这可是成就帝王大业的好机会啊。”司马德戡等人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赵行枢、薛世良提议让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当头儿,大家商量好后,就去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这人胆小又没主见,听了之后,吓得脸色大变,直冒冷汗,不过后来还是答应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恰是隋亡唐兴的关键转折点。从字里行间能清晰看到,一个王朝的崩塌与新势力的崛起,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民心、策略、人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先看李渊集团的动作,透着一股“稳准狠”的政治智慧。攻克长安后,他不急于称帝,而是通过“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待遇巩固权威,同时以书信招抚各地郡县。从商洛到巴蜀,官吏、贼帅、酋长纷纷归附,这背后是天下人对隋朝的失望——与其说是李渊号召力强,不如说是隋朝的统治早已失去人心。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十多万兵救东都,更是精准的战略布局:既向天下展示“匡扶”姿态,又借机渗透中原,为日后争夺天下铺路。

再看李密与王世充的洛阳拉锯战,像极了乱世中军阀的“内耗缩影”。王世充本有机会击溃李密,却因“鸣角收众”的昏聩指挥功亏一篑,一万多士兵溺死洛水,暴露了隋末将领军事素养的参差;李密乘胜拿下金墉城,拥兵三十万却拒绝称帝,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这既是他的清醒——知道过早称帝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埋下隐患——未及时凝聚人心,为后来的败亡留了口子。而东都“商贾执象而朝”的荒诞(用财物买二品散官守城),更是隋朝财政崩溃、统治体系失灵的直接写照。

最具戏剧性的,是隋炀帝在江都的“末日狂欢”。他的行为几乎是“末代君主”的教科书式表演:明知天下大乱,却躲在江都造百间房,日日宴饮;对着镜子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看似豁达,实则是对现实的彻底逃避。想迁都丹阳保江东,却没意识到“江东卑湿,民不堪命”——百姓早已被赋税压垮,换个地方就能续命?这暴露了他对底层疾苦的无知,也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基本逻辑。

而江都兵变的酝酿,更是隋朝统治从“内部瓦解”的铁证。骁果军多是关中人,思乡成了叛乱的导火索;司马德戡等官员的参与,则是官僚集团对隋朝的集体“用脚投票”。从“宫人报反被杀”到“后曰无可救者”,可见连身边人都知道隋朝气数已尽。宇文智及一句“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把兵变从“逃回家乡”升级为“改朝换代”,彻底敲响了隋朝的丧钟。

这段历史最扎心的启示,或许是“民心”二字:李渊的崛起,靠的是顺应“厌隋”之心;李密的暂时强盛,凭的是“反隋”的大势;而隋炀帝的覆灭,根源在于他把“民心”当成了可以肆意挥霍的筹码。乱世中,每个势力的选择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是在为自己争权,还是在回应天下人的期待?答案,往往就是历史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