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简雍（1/2）

简雍：蜀汉元勋的静默坚守与乱世智臣的别样人生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黄巾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董卓乱政焚毁洛阳，中原大地沦为群雄逐鹿的战场。

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乱世洪流中，无数英雄豪杰应运而生，或凭武勇纵横疆场，或依智谋扭转乾坤。

在蜀汉集团的创业历程里，有一位资历堪比刘备的元勋重臣，他未曾如关羽、张飞般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也未似诸葛亮、法正般以奇策定国安邦，却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追随、独特的劝谏智慧与从容的处世风格，在史册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便是简雍。

简雍，字宪和，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与刘备同乡。《三国志·蜀书·简雍传》开篇便点明其身份渊源：“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

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这短短十九字，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汉末乱世中最珍贵的“元从”情谊。涿郡作为刘备的故乡，是其早期势力崛起的根基之地，简雍与刘备“少时有旧”，意味着两人早在刘备未发迹时便已相识，这份始于微末的交情，成为简雍此后数十年追随刘备的情感基石。

东汉末年的涿郡，地处幽、冀交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地，也是汉末战乱较早波及的区域。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涿郡亦未能幸免，时年二十余岁的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简雍便是在这一时期正式追随刘备，开启了“随从周旋”的生涯。此时的刘备，虽有“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分，却无实际势力，麾下仅有关羽、张飞等数名亲信，简雍的加入，不仅为其增添了一位同乡故友，更重要的是，简雍具备当时刘备集团稀缺的“士人”特质——他通晓经史、能言善辩，且熟悉地方风土人情，这使得他在刘备早期招纳乡勇、联络地方势力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天下诸侯并起，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势力，期间屡遭挫败，甚至数次陷入“穷饿侵逼”的绝境。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陶谦病逝，刘备在糜竺、陈登等徐州士族的支持下暂领徐州，简雍在此期间负责协助刘备处理州府文书往来与地方士族联络事务，《三国志》中虽未明载其具体功绩，但从“随从周旋”的记载来看，简雍始终伴随刘备左右，无论是刘备被吕布击败逃往海西，还是后来依附曹操时“煮酒论英雄”的惊险时刻，简雍都未曾离弃，这份在低谷中坚守的忠诚，远胜于乱世中朝秦暮楚的“名士”做派。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在汝南被曹操击败后，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驻军新野。此时的刘备集团虽仍无固定地盘，却因“仁德”之名吸引了诸葛亮、徐庶等一批荆州名士加入，集团内部人才结构逐渐丰富。简雍作为“元从旧臣”，并未因新人的加入而黯然失色，反而凭借其独特的身份与能力，在刘备与荆州士族的交往中扮演了“桥梁”角色。

刘表统治荆州期间，虽外示儒雅，实则对刘备始终存有戒心，简雍多次以“同乡故友”的身份陪同刘备拜访荆州士族，如蒯越、蔡瑁、黄承彦等，既传达了刘备“兴复汉室”的志向，也化解了部分士族对刘备的疑虑。

史书中记载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这种看似“不拘小节”的作风，在讲究礼法的荆州士族眼中，反而显得真诚坦率，更易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毕竟在乱世中，过度的虚伪客套早已让士人厌倦，简雍的“简傲”恰恰成为其独特的交际优势。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刘备被迫携百姓南逃，在长坂坡遭遇曹军追击，险些全军覆没。

此次逃亡中，简雍与糜竺、糜芳、赵云等人一同保护刘备家眷，历经艰险抵达夏口，随后又随刘备前往柴桑联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虽然“舌战群儒”的主角是诸葛亮，但简雍作为刘备的“旧臣代表”，在孙权麾下群臣面前多次阐述刘备集团的立场，以其“能言善辩”的特质补充了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为赤壁之战前孙刘双方的信任建立提供了助力。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简雍因数十年追随之功，被任命为“从事中郎”，这一职位虽无具体兵权，却可“参谋议，传号令”，属于刘备身边核心决策圈的成员，足见刘备对其的信任与重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率军入蜀抵御张鲁，简雍作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一同前往。

此次入蜀，是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关键一步，而简雍的角色，从“随从者”转变为“外交使者”，其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功绩也在此期间诞生。

刘备入蜀初期，与刘璋以“宗室”相称，表面和睦，实则各有图谋。刘璋为刘备提供粮草物资，希望刘备能替其抵御张鲁，而刘备则暗中联络益州士族，为夺取益州做准备。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率军进攻涪城，随后围困雒城，益州之战正式爆发。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此时的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草可支撑一年，刘璋麾下群臣大多主张坚守，若强行攻城，刘备集团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备派遣简雍入城劝降刘璋，《三国志·蜀书·简雍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

这段记载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简雍过人的智慧与说服力。

首先，简雍的“元从”身份让刘璋放下了部分戒心——简雍追随刘备数十年，从未有过背主之举，其言行代表着刘备的真实意图，刘璋明白简雍不会编造虚假承诺；

其次，简雍深知刘璋的性格特点：刘璋虽非雄主，却有“仁君”之心，不愿看到成都百姓因战乱遭受涂炭，简雍入城后，并未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刘璋，而是从“百姓安危”与“宗室情谊”两方面入手，向刘璋分析局势：若继续坚守，成都城内必将“粮尽兵疲，百姓相食”，而刘备作为“宗室”，绝不会加害刘璋及其家眷，反而会给予其相应的礼遇。

据《华阳国志》补充记载，简雍在劝降时曾对刘璋说：“明将军起兵以来，累年攻战，百姓疲弊，仓廪无积，若再坚守，恐有内变。先主仁德，不忍百姓受难，若明将军归降，可保全家室，成都百姓亦免刀兵之祸，此乃两全之策也。”

这番话既点出了刘璋坚守的困境，又顾及了刘璋的“宗室颜面”，最终促使刘璋下定决心归降。而“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的细节，更体现了刘璋对简雍的信任——在乱世中，战败者与劝降者同乘一车，这不仅是对简雍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刘备集团“仁德”承诺的信任。

简雍劝降刘璋的功绩，对蜀汉集团而言具有战略意义：

其一，避免了成都城内的血腥屠杀，保护了益州的经济与民生基础，为刘备后续治理益州减少了阻力；

其二，以和平方式夺取成都，让刘备集团得以完整接收刘璋的部曲与粮草，实力大幅增强；

其三，简雍的劝降展现了刘备集团“不嗜杀”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益州士族归附。正因如此，刘备平定益州后，论功行赏，任命简雍为“昭德将军”，与糜竺的“安汉将军”、孙乾的“秉忠将军”并列，且“班位每在竺之右”——在蜀汉初期的武官体系中，“昭德将军”虽为杂号将军，却因简雍的特殊贡献，其班次仅次于刘备的“左将军”府属官，足见刘备对其功绩的认可。

成为“昭德将军”后，简雍虽不再参与具体的军事谋划，却依然是刘备身边重要的“谏臣”，其劝谏方式与诸葛亮的“直言进谏”不同，往往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点出问题，既达到劝谏目的，又不伤及君主颜面，堪称汉末三国时期“讽谏”的典范。

《三国志·蜀书·简雍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经典事例：“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