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夏侯霸（2/2）

郭淮是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将领，长期在西线军中任职，与夏侯霸素有矛盾。夏侯玄被召回洛阳后，司马懿任命郭淮为征西将军，接替夏侯玄掌控西线兵权。

郭淮上任后，必然会对夏侯霸进行打压，甚至可能罗织罪名，将其置于死地。夏侯霸在陇西军中孤立无援，既无法与洛阳的夏侯玄取得联系，又面临郭淮的直接威胁，为了自保，只能选择逃离曹魏，投奔蜀汉。

夏侯霸的投蜀之路充满艰险。他从陇西出发，向南穿越阴平古道（今甘肃文县至四川平武），这条道路地势险峻，人迹罕至，《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记载：“霸不从，单骑奔蜀，为追骑所及，杀追者数人，乃得脱。”

可见夏侯霸在逃亡过程中曾遭遇曹魏追兵，经过殊死搏斗才得以逃脱。最终，夏侯霸历经艰险，抵达蜀汉境内，被蜀汉军队护送前往成都。

夏侯霸的降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作为曹魏宗室亲族、夏侯渊之子，夏侯霸的背叛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标志。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夏侯霸的归降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价值——他不仅熟悉曹魏西线军情，能够为蜀汉北伐提供重要情报，更能利用其夏侯氏的身份，动摇曹魏宗室的向心力。

因此，蜀汉后主刘禅对夏侯霸的归降极为重视，亲自出城迎接，并给予极高的礼遇。

归蜀岁月：异国他乡的政治境遇与军事贡献

夏侯霸归降蜀汉后，受到了蜀汉政权的隆重接待。后主刘禅为了安抚夏侯霸，特意化解他对蜀汉的仇恨，同时利用夏侯氏与蜀汉皇室的特殊关系，拉近彼此距离。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记载：“后主引见霸，释之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太子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宠。”

刘禅的这番话，既澄清了夏侯渊之死的真相，避免夏侯霸将仇恨转移到蜀汉皇室身上，又通过“夏侯氏之甥”的血缘关系，让夏侯霸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而安心留在蜀汉。

蜀汉政权给予夏侯霸极高的政治待遇，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封顺阳侯。车骑将军是蜀汉军队中的高级官职，仅次于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可见蜀汉对夏侯霸军事才能的重视。

夏侯霸归蜀时，蜀汉的主要将领如赵云、魏延等已先后去世，姜维成为蜀汉北伐的核心人物，夏侯霸的到来，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的力量，尤其是他熟悉曹魏西线军情与司马懿集团的内部情况，对姜维的北伐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夏侯霸归蜀后的首要贡献，是向蜀汉政权提供了曹魏西线的军事部署与司马懿集团的政治动向。

夏侯霸长期镇守陇西，对雍、凉二州的兵力分布、将领素质、地形地貌极为熟悉，他将这些情报详细告知姜维，为蜀汉北伐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时，夏侯霸还向刘禅与姜维透露了曹魏政权内部的矛盾——司马懿虽然掌控政权，但遭到曹魏宗室与旧臣的反对，尤其是夏侯玄等“正始名士”对司马懿的专权极为不满，这为蜀汉政权制定“利用曹魏内部矛盾，伺机北伐”的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延熙十二年（250年），姜维发动第七次北伐，夏侯霸作为主要将领参与此次战役。姜维根据夏侯霸提供的情报，率军进攻西平（今青海西宁），试图夺取曹魏的凉州重镇，扩大蜀汉的疆域。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十二年，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此次北伐虽然未能攻克西平，但蜀汉军队在夏侯霸的协助下，成功牵制了曹魏西线兵力，对曹魏凉州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也验证了夏侯霸的军事才能。

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被曹魏降将郭修刺杀，姜维开始独掌蜀汉军权，北伐规模逐渐扩大。

夏侯霸作为姜维的重要副手，参与了此后的多次北伐战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延熙十八年（255年）的洮西之战。

这一年，曹魏大将军司马师去世，其弟司马昭继掌大权，曹魏政权内部出现短暂动荡，姜维趁机率军数万进攻曹魏雍州，夏侯霸与廖化等人分兵配合，共同作战。

洮西之战中，夏侯霸根据自己对曹魏西线将领的了解，建议姜维重点进攻曹魏安西将军邓艾与雍州刺史王经所部。

姜维采纳了夏侯霸的建议，率军渡过洮水，与王经率领的曹魏军队在洮西展开激战。《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十八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

洮西之战是姜维北伐中最为辉煌的胜利之一，蜀汉军队斩杀曹魏士兵数万人，沉重打击了曹魏西线军事力量，夏侯霸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军事才能得到了蜀汉军队的认可。

夏侯霸在蜀汉的政治境遇，虽然表面上极为尊崇，但实际上始终处于“外来者”的尴尬地位。

蜀汉政权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刘备时期的“荆州集团”与诸葛亮时期培养的本土官员，夏侯霸作为曹魏降臣，虽然凭借血缘关系与军事才能获得爵位与官职，但始终无法进入蜀汉政权的核心决策层。

此外，夏侯霸在蜀汉的亲属关系也较为单薄——他的从妹（夏侯渊之女）虽为张飞之妻，其子张苞、女张皇后（刘禅之妻）均在蜀汉，但张苞早逝，张皇后在蜀汉宫廷中的影响力有限，无法为夏侯霸提供实质性的政治支持。

这种“外来者”的身份，使得夏侯霸在蜀汉的晚年生活相对低调。史书中关于夏侯霸归蜀后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其政治活动与私人生活的细节极为稀少，仅《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零星提及他参与的北伐战役。

夏侯霸在蜀汉的去世时间，史书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夏侯霸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延熙十八年（255年）的洮西之战后，此后便再无记载，推测其可能在公元255年至263年蜀汉灭亡之间去世，享年约六十岁左右。

夏侯霸的晚年，虽然在异国他乡获得了爵位与荣誉，但内心深处或许始终存在着对故土的思念与对家族命运的忧虑。

他的堂弟夏侯玄在曹魏政权中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最终在嘉平六年（254年）被司马昭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夷灭三族。夏侯玄的死讯传到蜀汉后，夏侯霸必然会受到极大的触动——他虽然逃脱了司马懿集团的迫害，但家族的覆灭依然让他悲痛不已。

这种复杂的情感，或许是夏侯霸在蜀汉后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历史评价：乱世浮沉中的悲剧英雄

夏侯霸的一生，跨越了曹魏与蜀汉两大政权，经历了从勋贵到叛臣、从仇敌到功臣的身份转变，其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色彩。

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夏侯霸并非最耀眼的英雄，但他的经历却折射出乱世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无奈，以及世家大族在权力斗争中的生存困境。

从曹魏政权的角度来看，夏侯霸是“叛臣”。

他作为夏侯氏嫡脉，曹魏开国元勋之后，本应坚守“忠君事主”的儒家信条，却在高平陵之变后背叛曹魏，投奔蜀汉，这种行为在传统史观中被视为“不忠不义”。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夏侯霸的事迹附于《夏侯渊传》之后，仅用寥寥数语记载其降蜀的经过，未对其进行正面评价，显然是站在曹魏与西晋的立场上，对夏侯霸的背叛行为持否定态度。

但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夏侯霸的降蜀是无奈之举。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集团对曹爽党羽展开残酷清洗，夏侯玄、何晏、丁谧等曹爽核心成员均被诛杀，夷灭三族。

夏侯霸作为夏侯玄的亲属，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若不逃离曹魏，必然会成为司马懿的刀下之鬼。

他的降蜀，本质上是为了自保，是乱世中个体在权力斗争夹缝中求生的必然选择。正如《资治通鉴》中所记载，夏侯霸“自疑，亡入蜀”，“自疑”二字精准地揭示了他当时的恐惧与无助，也让后人对他的背叛行为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从蜀汉政权的角度来看，夏侯霸是“功臣”。

他归降蜀汉后，不仅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还亲自参与北伐战役，在洮西之战等战役中立下战功，为蜀汉政权的延续做出了贡献。后主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既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也是对其降蜀行为的奖赏。

姜维能够在费祎去世后迅速展开大规模北伐，夏侯霸的协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蜀汉政权的衰落。

夏侯霸的一生，还反映了三国中后期世家大族的命运变迁。夏侯氏作为曹魏宗室亲族，在曹操、曹丕、曹叡时期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是曹魏政权的重要支柱。

但随着司马懿集团的崛起，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夏侯氏因依附于曹爽集团，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夏侯玄被诛杀，夏侯霸被迫逃亡，夏侯氏家族从此衰落，逐渐退出曹魏政权的核心舞台。

这种世家大族的兴衰，不仅是夏侯氏的悲剧，也是曹魏政权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当宗室亲族被诛杀殆尽，司马懿集团便可以毫无阻碍地取代曹魏，建立西晋政权。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夏侯霸的形象也多以“悲剧英雄”的面目出现。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详细描写了夏侯霸降蜀的经过，以及他参与姜维北伐的事迹，对其充满了同情与惋惜。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七回“魏主政归司马氏，姜维兵败牛头山”中，夏侯霸得知高平陵之变后，“放声大哭，欲率军赴洛阳报仇”，后因郭淮的威胁，被迫“匹马望西川而走”，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夏侯霸的忠义与无奈，让读者对他的命运产生共鸣。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夏侯霸逐渐成为三国故事中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的形象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夏侯霸的一生，是三国乱世的缩影。他生于勋贵之家，长于军营之中，壮年时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本应拥有一个荣耀的人生，却因一场政治政变，被迫背井离乡，投奔曾经的仇敌，最终在异国他乡默默无闻地去世。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乱世之中，即便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随波逐流。

但即便如此，夏侯霸在困境中依然坚守求生的意志，在异国他乡依然发挥自己的才能，这种精神，让他超越了“叛臣”的标签，成为三国历史中一个值得被铭记的特殊人物。

如今，当我们回顾夏侯霸的一生，不仅能看到三国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激烈，更能感受到乱世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坚韧。他的故事，是对那个英雄辈出又充满悲剧的时代的最好诠释，也让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