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董允（1/2）

秉心公亮，匡主安邦：三国董允生平考述

在三国蜀汉政权的历史长卷中，诸葛亮、蒋琬、费祎的名字为人熟知，而与他们并称“四相”“四英”的董允，虽无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却以其“匡主护国”的忠节与“两袖清风”的德操，成为蜀汉内政稳定的重要支柱。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其独立立传，打破“子系父传”的常规体例，足见其历史地位之特殊。董允的一生，贯穿着蜀汉政权从北伐攻坚到守成维稳的关键阶段，其行事风范与政治作为，不仅塑造了蜀汉中期的政治风气，更成为后世评判“贤臣”标准的典范。

一、家学渊源：巴郡世族的西迁与家风传承

董允的家族渊源，可追溯至益州巴郡江州（今重庆市），后因世事动荡，其父董和率族迁居荆州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故史载其为“南郡枝江人”。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广揽人才，董和因才德兼备被征召为官，历任牛鞞、江原县长及成都令，后升任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掌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务。董和为官清廉，“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其“羔羊之素”的品德不仅深受蜀地百姓爱戴，更得到诸葛亮“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的高度认可。

董允的成长轨迹，深深烙印着父亲的家风熏陶。史载其“少时与费祎等同龄人以才德闻名”，在蜀中士林中早有声望。董和曾试图辨别董允与费祎的优劣，恰逢二人同往参加名士许靖之子的葬礼，董和特意安排了一辆简陋的车驾。途中，董允“见其车弊，意甚不安”，而费祎却“晏然自若”。董和得知后叹息道：“吾常疑汝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这一细节虽显细微，却折射出董允早年对“礼”的看重与费祎“举重若轻”的气度差异，也为二人日后不同的政治行事风格埋下伏笔。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深知董和贤能，仍留其担任要职，直至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册立刘禅为太子，董允因其“才德显着”被选为太子舍人，正式踏入仕途。这一任命既是刘备对董和家族的信任延续，更是对董允个人品行的直接认可，而太子舍人的职位，也为其日后辅佐刘禅埋下了伏笔。此时的董允，虽未掌握实权，却得以近距离观察东宫政务，熟悉蜀汉权力核心的运作逻辑，为其后续“匡主”事业积累了基础。

二、潜龙在渊：东宫僚属与黄门侍郎的历练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董允由太子舍人调任太子洗马，不久后升任黄门侍郎。黄门侍郎虽秩级不高，却执掌宫廷内外传达事宜，得以时常亲近君主，是观察朝政动向、参与核心决策的关键职位。此时的蜀汉政权，正处于“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开府治事”，总揽朝政，而宫廷内部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北伐大业的根基。

董允在黄门侍郎任上的表现，史书虽未详述，但从诸葛亮日后的举荐中可窥一二。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决定北伐曹魏，驻军汉中，临行前上《出师表》告诫刘禅：“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他特别强调“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甚至提出“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份奏表不仅是对董允能力的公开肯定，更将其置于“宫廷监察者”的关键位置，赋予其匡正君主过失的政治责任。

诸葛亮对董允的信任，源于对其品性的深刻认知。当时侍中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虽居高位却无主见，而费祎已被任命为丞相府参军，随诸葛亮北上伐魏，宫廷事务的实际主持者便落到了董允身上。为强化其权威，诸葛亮特意任命董允为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这一安排极具深意：侍中之职使其得以参与朝政决策，虎贲中郎将之权则让其掌握宫廷防卫力量，二者结合，既保证了董允“进言”的底气，又赋予其“防奸”的实力，成为蜀汉宫廷的“定海神针”。

三、秉正匡主：侍中任上的宫廷治理与权奸防范

董允担任侍中期间（227-244年），是其政治生涯的核心阶段，也是蜀汉宫廷风气最为清明的时期。他以“防制为主，匡补为要”的治理原则，在三个方面展现了“志虑忠纯”的贤臣本色。

其一，严拒后宫逾制，坚守礼法底线。刘禅即位后，年少贪玩，曾多次想要“多选美女充实后宫”，以满足享乐之心。董允得知后，援引古制据理力争：“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他的劝谏并非空洞说教，而是以儒家礼法为依据，直击君主私欲的要害。面对董允的坚持，刘禅“无可奈何，此后变得更加畏惧他”，终其任内，蜀汉后宫始终未突破“十二妃嫔”的古制限额。这种“犯颜直谏”的勇气，在君主专制时代尤为可贵，也成为董允“匡主”的标志性事迹。

其二，抑制宦官干政，阻断奸佞路径。蜀汉后期祸乱朝政的宦官黄皓，在刘禅即位初期便已入宫，凭借“善于花言巧语，逢迎谄媚”逐渐获得刘禅的亲信。董允敏锐地察觉到黄皓的潜在威胁，一方面“常常严正劝谏刘禅不要‘亲小人，远贤臣’”，反复强调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每见则正色匡谏，数责于皓”，以刚正态度压制其嚣张气焰。在董允的严密防范下，黄皓“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始终未能染指实权，更不敢有任何越轨之举。这种对“奸佞”的零容忍态度，成为蜀汉中期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

其三，专掌“献纳之任”，过滤政治杂音。为确保君主决策不受奸邪干扰，董允主动将“向皇帝建言以供采纳的大权”掌握在手中，史称“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他并非要垄断话语权，而是通过严格筛选建言者与建言内容，避免琐碎言论干扰朝政，同时确保正直官员的意见能够直达天听。这种做法既提高了宫廷决策效率，又防止了“小人谗言”的渗透，与诸葛亮在丞相府推行的“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形成内外呼应，共同维护了蜀汉政权的决策质量。

董允的宫廷治理，并非依靠严苛刑罚，而是以“义形于色”的刚正与“礼贤下士”的谦和形成双重感召力。史载他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约定外出游宴，车驾已备之时，郎中董恢前来拜见。董恢当时“年少官微”，见此情景便欲告辞，董允却诚恳挽留：“本来我们郊游，是约些兴趣相投者闲谈而已，现在您亲自来拜望我，您我正该好好叙谈久别之情；放弃与您叙谈的良机而去游宴，这怎么行呢？”随即下令卸下车马，取消游宴。费祎、胡济二人亦对其做法表示尊重，一同留下与董恢交流。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董允“不恃权位，敬待下僚”的品德，也解释了为何他能在宫廷中形成强大的道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