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董允（2/2）

四、翼赞王室：诸葛亮身后的政局稳定与角色担当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蜀汉政权陷入“一朝无帅”的危机，魏延与杨仪因权力之争爆发冲突，互相控告对方谋反。在这一关乎政权存续的关键时刻，董允与蒋琬立场一致，“皆保举杨仪而质疑魏延的行动”。这一决策并非基于个人恩怨，而是对局势的理性判断：魏延虽为名将，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且提出的“继续北伐”计划缺乏可行性；杨仪虽有私怨，但执掌丞相府日常事务多年，熟悉政务运作，更能稳定军心。董允与蒋琬的共同表态，迅速统一了朝中意见，为平定魏延之乱、顺利接管政权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进入“蒋琬-费祎-董允”的共治时代。蒋琬以尚书令、大司马身份总揽军政，费祎以大将军身份协助处理军务，董允则继续担任侍中，执掌宫廷内务，三人“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形成了稳定的权力三角。蒋琬对董允的能力极为认可，曾上表刘禅称：“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建议为其“晋级、赐爵、封地”。面对这份殊荣，董允却“执意推辞不受”，始终保持着谦逊自守的态度。这种“居功不傲，持权不贪”的品格，与当时曹魏、孙吴政权内部的权力倾轧形成鲜明对比。

延熙六年（243年），董允被加封为辅国将军，这一职位虽无实际兵权，却象征着朝廷对其“护国之功”的认可。延熙七年（244年），大司马蒋琬“因疾转增剧，不能处理国事”，朝廷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代理军国大事，董允则以侍中身份“守尚书令”，成为费祎的副手，正式进入蜀汉政权的核心决策层。尚书令执掌中枢政务，“总典纲纪，无所不统”，事务繁杂，董允上任初期曾试图效仿费祎“劳逸兼顾”的处理方式，但“十来天后政事就积压了许多”。面对这种情况，董允并未强撑，而是坦然承认“吾之才不及文伟远矣”，随即调整工作方式，专注于核心事务，展现了“知不足而自省”的务实态度。

在尚书令任上，董允继续保持清廉本色。相传刘禅曾采纳官员建议，“悄悄地把整个分水镇划在董允的名下，作为他及其子子孙孙的享用之地”。董允得知后，“一面上书刘禅，坚决不受，一面骑着马不分昼夜赶回分水镇，烧掉地契，将分到的田土一一退回给乡民”。这一传说虽未见于《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却在蜀地民间流传甚广，反映了百姓对其“清正廉洁”形象的高度认同。即便正史中，也明确记载董允“为官一生，两袖清风”，直至去世时“家无余财”，与其父董和的家风一脉相承。

五、星陨朝堂：身后影响与历史评价的双重维度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于任上，蜀汉政权失去了最后一位“四英”成员。他的去世，不仅是蜀汉政坛的重大损失，更成为蜀汉政治风气由清转浊的转折点。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为人谄媚，善承上意”，一改董允的刚正作风，主动与黄皓勾结。随着陈祗后来兼任尚书令，黄皓逐渐从“黄门丞”升任“中常侍”，开始“干预朝政，作威作福”。刘禅也在失去董允的约束后“为所欲为”，甚至在董允去世后“想起他便切齿痛恨”，足见董允生前对其约束之严。

董允去世后的二十余年里，蜀汉政权日趋腐败。黄皓专权、朝政混乱、军备废弛，最终在景耀六年（263年）被曹魏所灭。蜀地百姓在亡国之痛中，更加追思董允主持宫廷事务时的清明时代，“每论及允，无不流涕”。这种“身后追思”，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绪，而是对董允“匡主安邦”之功的深刻认可——正是他在任时的严格防范，才为蜀汉赢得了近二十年的稳定局面，延缓了政权衰落的进程。

后世对董允的评价，始终围绕“忠”“正”“廉”三个核心展开。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评价“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成为后世定义董允的基本基调；蒋琬的“翼赞王室”，概括了其政治贡献；陈寿在《三国志》中盛赞“董允匡主，义形于色，皆蜀臣之良矣”，将其与董和、刘巴等贤臣并列；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明确将其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四相”“四英”，确立了其在蜀汉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特别指出，董允是极少数“子不系父，可别载姓”的人物之一。在《三国志》的编纂体例中，子孙事迹通常附于父兄传记之后，而董允却得以独立成传，这一特例既体现了陈寿对其“名位优重，事迹逾父”的认可，更彰显了其历史地位的独立性——他并非依靠父荫成名，而是以自身品行与作为，成为蜀汉历史上不可替代的“贤臣标杆”。

宋代以后，董允的形象进一步被儒家士大夫神化。章如愚在《山堂考索》中将其与曹魏的荀攸、郭嘉，孙吴的周瑜、鲁肃并列，称其为“一时之人杰”；方孝孺则认为蒋琬、费祎、董允的治国之才，与关、张、赵的用兵之能一样，都是蜀汉政权得以存续的关键；端木埰在《读史卮言》中更是感叹，董允去世后，蜀汉“内治只一蒋琬，向宠、董允以下力皆有不逮将相之任”，直接将其视为蜀汉内政的“顶梁柱”。

六、结语：董允精神的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董允的一生，没有火烧赤壁的壮阔，没有六出祁山的传奇，却以“宫廷之内的坚守”书写了另一种忠诚。他在侍中任上的“犯颜直谏”，展现了“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儒家气节；对黄皓的严厉压制，体现了“防微杜渐”的政治智慧；拒绝封爵与退还田土的举动，彰显了“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清高气节。这些品质的叠加，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贤臣”形象的完美范本。

从历史影响来看，董允的意义远超个人层面。他与蒋琬、费祎共同构建的“后诸葛亮时代”治理模式，为蜀汉政权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寿命；其“匡主安邦”的实践，为后世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谏官文化”提供了鲜活案例；而其“清廉自守”的品格，则成为历代官员修身立德的标杆。即便是在今天，董允的事迹仍能提供深刻启示：在权力监督中，“道德感召”与“制度约束”同样重要；在利益诱惑面前，“坚守底线”与“谦逊自守”是人格的试金石。

如今，在四川成都武侯祠的文臣廊中，董允的塑像位列十四文臣之一，与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蜀汉名臣并肩而立，接受世人的瞻仰。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的董允坝，仍留存着传说中的董允墓，成为当地百姓追思先贤的象征。这些物质遗存与史书中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构筑了董允“秉心公亮，匡主安邦”的历史形象，使其精神跨越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蜀人对“四英”的评价：“孔明强兵，蒋琬持重，费祎绥靖，董允匡君”，四人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书写了蜀汉政权最为光辉的一段历史，而董允的坚守与担当，正是这段历史中最动人心魄的细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