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刘封（2/2）

四、孟达叛降：东三郡的轰然崩塌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孟达在恐惧与怨恨中作出叛降决定。他先“表辞先主”，写下长篇表文辞别刘备，文中以“申生至孝反被亲疑，子胥至忠反遭君诛”自比，抒发内心的冤屈与不安。随后，孟达率部曲投降曹魏，此时曹操已死，曹丕继位，对孟达的归降极为欣喜。曹丕见孟达“姿容甚伟”且才华出众，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并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

为彰显对孟达的信任，曹丕随即派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一同率军进攻上庸，意图彻底夺取东三郡。在进军途中，孟达特意写信给刘封，劝其归降。这封《与刘封书》被完整收录于《三国志·刘封传》中，堪称三国时期劝降书的典范。孟达在信中直击刘封的身份痛点：“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指出刘禅已被立为太子，刘封的养子身份注定难以立足。

信中还以申生、重耳等历史人物为例，劝刘封“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承诺降魏后可恢复其罗侯后裔的身份与爵位。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与尖锐的剖析，刘封却选择拒绝投降。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他对刘备的忠诚，也暴露了其政治判断力的缺失——他未能看清，此时的自己在蜀汉政权中已无回旋余地。

刘封的坚守并未换来转机。在曹魏大军与孟达叛军的夹击下，本就摇摆不定的申氏兄弟迅速倒戈，申仪率先反叛，申耽随后投降。失去地方势力支持的刘封军心动摇，很快被击败。建安二十五年七月，上庸失守，刘封率残部突围，一路向西逃回成都。东三郡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东北方向的战略屏障，也让刘备彻底失去了对荆州的牵制能力，《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彻底破灭。

五、成都赐死：权力传承的必然牺牲

回到成都的刘封，等待他的不是宽恕，而是最终的审判。刘备当面列举其两大罪状：一是“侵陵孟达”，导致其叛降曹魏；二是“不救关羽”，间接造成荆州失守。这两条罪状确实证据确凿，但若仅论此，刘封未必会被处死——蜀汉历史上，黄权降魏后家人仍被善待，马谡失街亭也未株连亲属。真正决定刘封命运的，是诸葛亮的一番进言。

《三国志·刘封传》明确记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此时的刘备已年近六十，身体日渐衰弱，而太子刘禅年仅十七岁，性情懦弱。刘封身为养子，既有战功又有兵权，性格刚猛难驯，若刘备去世，刘禅确实难以驾驭。诸葛亮的担忧并非多余，从后来魏延与杨仪的权力斗争来看，蜀汉政权对“刚猛”将领的控制能力本就薄弱。

刘备最终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赐刘封自尽。这位养育了近二十年的养子，最终成为权力传承的牺牲品。刘封自尽前那句“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与悔恨。而刘备“为之流涕”，也流露出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有对养子之死的痛惜，也有对巩固国本的决绝。这种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恰恰凸显了乱世中权力博弈的残酷性。

刘封死后，其子刘林得以保全性命，在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迁居河东郡，延续了家族血脉。而孟达降魏后虽一度风光，最终却因意图叛魏归蜀，被司马懿率军擒杀，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两位曾经的同僚与对手，最终都以悲剧收场，成为三国权力游戏的注脚。

六、历史评说：身份与性格的双重悲剧

对于刘封的一生，历代史家与学者有着不同的评价。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与彭羕、廖立等“获罪见诛”者同列，认为他们“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强调其悲剧源于自身行为过失。这种评价虽符合“咎由自取”的传统史观，却忽略了刘封所处的特殊境遇——养子身份带来的天然嫌疑，以及刘备集团权力结构的内在矛盾。

诸葛亮对刘封“刚烈勇猛，难以驾驭”的评价，精准点出了其性格弱点，但也反映了蜀汉政权对将领的控制逻辑。明朝学者李贽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刘封“不救关羽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其拒绝孟达劝降的行为“值得肯定”。清初学者毛宗岗进一步指出，刘封的遗憾在于“明白得太晚了”，若能及早认清自身处境，或许可避免悲剧。

从现代史学视角来看，刘封的悲剧本质上是“身份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叠加。作为养子，他既是刘备家族的成员，又始终处于“外人”的边缘地带，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其在权力传承中必然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而其刚猛的性格，使其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缺乏灵活性，既未能处理好与孟达的关系，也未能消除刘备与诸葛亮的猜忌。

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刘封或许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的一生却折射出乱世中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他凭借勇武与忠诚获得高位，却因身份与性格的局限走向毁灭，其命运轨迹既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也被时代与权力的洪流所裹挟。正如上庸的群山见证了他的荣耀与溃败，成都的宫墙也见证了权力博弈的残酷与无奈。刘封之死，不仅是一个将领的悲剧，更是三国时代权力逻辑的生动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