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李严（1/2）

三国李严生平考述

在汉末三国的纷争舞台上，李严是一位兼具治世之才与悲剧命运的复杂人物。他历经刘表、刘璋、刘备三主，跻身蜀汉核心权力层，与诸葛亮同受先帝托孤之重，却最终因自身行迹失当被废为庶民，其一生起落堪称蜀汉政权兴衰的缩影。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与刘封、魏延等并传，评曰“性自矜高”，而透过《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及《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更可窥见这位蜀汉重臣的完整人生轨迹。

早年辗转：荆州入蜀的能吏发迹

李严，字正方，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生年不详，其早年经历已散见于零星史料。作为荆州名士之乡的士人，他年少时便以才干着称，成年后先在荆州牧刘表麾下担任郡吏，因办事干练被派往各郡县巡视，积累了基层政务经验。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处理地方事务奠定了基础，也让他得以观察汉末荆州的政治生态。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荆州局势骤变。

此时正在秭归县担任县令的李严，不愿归附曹操，遂率部西入益州，投奔益州牧刘璋。刘璋素闻其名，任命他为成都县令，李严在任上依旧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复有能名”，深得当地吏民认可。

成都作为益州治所，政务繁杂，李严能在此任上获得赞誉，足见其理政之才确非虚传。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自葭萌关起兵攻伐刘璋，益州战局拉开序幕。刘璋任命李严为护军，与参军费观一同率军前往绵竹阻击刘备。这一任命本是刘璋对李严的器重，却成为李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面对刘备大军的攻势与益州内部的归降风潮，李严经过权衡，最终率部投降刘备，被任命为裨将军。这一选择虽有“背主”之嫌，却为他跻身蜀汉核心集团打开了通道，也体现了汉末士人“良禽择木而栖”的处世逻辑。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率军包围成都，刘璋出城投降，益州正式纳入刘备势力范围。刘备论功行赏，提拔李严为兴业将军，兼任犍为郡太守。犍为郡地处益州南部，辖境广阔，民族杂居，且紧邻南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

刘备将这一要地交付李严，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考验。而李严在犍为太守任上的表现，确实不负所托，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

犍为治绩：军政双优的能臣典范

李严出任犍为郡太守期间（214年—222年），正值益州初定，百废待兴。刘璋治蜀时“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导致地方治理混乱，社会秩序不稳。李严到任后，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明法度，另一方面积极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展现出“军政双优”的综合能力。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李严主持了两项重大工程，对犍为郡的发展影响深远。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晚期因战乱频仍，都江堰、六水门等水利工程均严重失修，影响农业生产。

李严亲自主持重修蒲江大堰（又称“六水门”），构建起连接江两岸的水利枢纽，有效解决了灌溉与防洪问题。同时，他针对犍为郡汉安桥“每秋夏水盛，辄坏，岁岁修理，百姓苦之”的困境，“凿通天社山，连通车道，省桥梁三津”，既改善了交通条件，又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些举措深得吏民拥护，南宋工部侍郎李心传甚至将眉州通济堰的创始之功归于李严此次兴修水利的盛举。

在军事领域，李严同样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盗贼马秦、高胜在郪县聚众数万起兵反叛，率军攻打资中县。此时刘备正率主力在汉中与曹操鏖战，根本无法分兵平叛，犍为郡陷入危急局面。

面对数倍于己的叛军，李严并未惊慌，也未向汉中求援，而是果断率领本郡五千士兵前往讨伐。他凭借灵活的战术与坚定的指挥，一举击溃叛军，斩杀马秦、高胜等首领，其余叛军余党“悉皆溃散，复为平民”。李严对降众不加追究，尽数恢复其百姓身份，既平定了叛乱，又安抚了民心，展现出恩威并施的治理智慧。

不久后，越嶲郡蛮夷首领高定率军叛乱，包围新道县。李严再次率军驰援，迅速击败叛军，解除新道之围。两次平叛的功绩让刘备对其愈发器重，当即加封他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郡太守。这一时期的李严，不仅在地方治理上政绩卓着，更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犍为郡任上还参与了蜀汉法律体系的构建。刘备平定益州后，深感“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遂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与李严五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地方的参与者，李严结合自身治理经验提出的建议，对《蜀科》“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特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套法律体系此后成为蜀汉政权的治国基石。

不过，李严“性自矜高”的性格缺陷在这一时期已初露端倪。他在任期间“大修房舍，治家宅过于奢华”，甚至因迁移郡治官邸之事与持反对意见的郡功曹杨洪发生激烈争执，导致杨洪愤而辞职。这种刚愎自用、不容异见的行事风格，为他日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了隐患。

托孤重任：永安体系的权力布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进位汉中王。在劝进刘备的表文中，李严位列十一位领衔人物之一，足见其此时已跻身蜀汉核心决策层。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年号章武。次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遭遇惨败，率残兵退守永安（今重庆奉节）。这场战败不仅让蜀汉国力大损，更让刘备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永安病重，急召李严前往行宫，任命其为尚书令。尚书令在汉代为少府属官，掌文书奏章，东汉后期逐渐成为总揽朝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丞相。刘备在危难之际将此职授予李严，既是对其行政能力的信任，也是对蜀汉权力结构的重要调整。此时诸葛亮虽为丞相，但正留守成都主持后方政务，李严出任尚书令，实则形成了成都与永安两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格局。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病情加剧，临终前上演了三国历史上着名的“白帝城托孤”。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在对李严的任命上，刘备则赋予其军事重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刘备基于蜀汉政治现实的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