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李严（2/2）

从权力结构来看，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主管行政与内政；任命李严为中都护，主管军事并镇守永安，形成了“政由葛氏，军由李氏”的制衡格局。永安作为蜀汉东部门户，紧邻东吴，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由李严镇守可防范东吴突袭。同时，刘备此举也有平衡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外来势力的考量：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核心，李严则兼具荆州出身与益州治理经验，能得到双方认可。

后主刘禅继位后，于建兴元年（223年）加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授光禄勋，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建兴四年（226年），李严升任前将军。此时诸葛亮准备进驻汉中，为北伐做准备，遂将后方事务托付给李严，并命其从永安移驻江州（今重庆渝中区）。江州作为连接益州腹地与永安的战略枢纽，李严在此驻扎既可统筹后方军事，又可支援汉中前线。诸葛亮还任命征西将军陈到接替李严镇守永安，且“统属严”，进一步强化了李严的军事指挥权。

这一时期的李严，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身兼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封都乡侯，假节，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命，成为蜀汉政权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人物。刘备的信任与重用，为李严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但也让他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

将相失和：权力漩涡中的矛盾激化

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蜀汉政治局势的发展逐渐激化。二人虽同为托孤大臣，但在政治理念、权力诉求与治国方略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准备出兵汉中，为北伐曹魏做准备，希望调李严率军前往汉中镇守。这一安排本是出于北伐大局的考虑，汉中作为北伐前线基地，需重臣镇守。但李严却“穷难纵横，无有来意”，极力推脱不去，反而提出“分五郡为巴州，求为巴州刺史”的要求。当时蜀汉仅辖益州一州，李严要求设立巴州并担任刺史，实则是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形成“益州牧诸葛亮、巴州刺史李严”的二元权力结构。诸葛亮认为此举会破坏蜀汉政权的统一，遂拒绝了李严的请求，二人之间首次出现公开裂痕。

此前，李严还曾做出过更令诸葛亮警惕的举动。他曾私下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九锡是古代帝王赐予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诸葛亮对此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严词驳斥：“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番话既表明了自己兴复汉室的决心，也暗含对李严的警示。李严此举究竟是真心劝进还是试探诸葛亮的野心，已无从考证，但无疑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猜忌。

蜀汉大臣陈震对李严的为人早有察觉。他在出使东吴前，私下对诸葛亮说：“李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腹有鳞甲”是比喻李严心胸险恶、狡诈多变，劝诸葛亮多加提防。诸葛亮此时虽已察觉李严的问题，但考虑到“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为了北伐大业，仍选择对李严隐忍包容，希望能“相忍为国”。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率军三路进攻汉中，蜀汉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诸葛亮再次要求李严率两万人马驰援汉中，李严却再次表现出抵触情绪，甚至“更成巧说，帝司马懿等开府辟召”，私下传言司马懿等人已设置官署诱降他，暗示自己可能叛降曹魏。诸葛亮深知李严的用意，为了换取他的配合，只得做出妥协：一方面上表后主，升任李严为骠骑将军，满足其对官位的渴求；另一方面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掌管江州军务。在得到这些优厚条件后，李严才最终率军北上汉中。

抵达汉中后，诸葛亮任命李严以中都护身份“署丞相府事”，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托付给他，给予其极高的信任与权力。“朝廷上下皆怪亮待平之厚”，而诸葛亮的真实想法是“以明公业，未得遂志，且不可以魏延、杨仪之小忿，而失社稷之大计”，希望以包容换取李严的合作。但诸葛亮的退让并未换来李严的悔改，反而让他更加骄纵，为日后的粮运事件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这一时期还存在个人品行上的缺陷。他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接”，不愿与同僚往来；在江州任上时，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导致王冲因惧怕被诬陷而叛逃降魏。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官场风气，更削弱了蜀汉政权的内部凝聚力。

粮运之祸：身败名裂的政治终结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率军进攻祁山，与魏将司马懿、张合率领的魏军相持于祁山一带。此次北伐，诸葛亮任命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负责督运粮草，保障前线供给。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尤其是在远离后方的北伐战场，粮运的通畅直接决定着北伐的成败。诸葛亮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李严，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最后考验。

然而，天公不作美，“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连绵的大雨冲毁了蜀道，导致粮草无法按时送达前线。面对这一困境，李严本应及时向诸葛亮如实汇报情况，商议对策，但他却采取了欺上瞒下的做法。他首先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前往前线拜见诸葛亮，“宣旨令退军”，告知诸葛亮因粮运不济，需率军撤退。诸葛亮在得知粮草无法供应后，为避免军队陷入断粮困境，只得下令撤军。

但在诸葛亮撤军后，李严却上演了一出颠倒黑白的闹剧。他首先故作惊讶地对朝中大臣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将粮运不济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暗示诸葛亮撤军是延误战机。随后，他又上奏后主刘禅，谎称“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将撤军说成是诱敌深入的战术安排，企图掩盖自己督运粮草不力的罪责。为了进一步推卸责任，他甚至想“杀督运岑述以塞责”，嫁祸于下属。

李严的这些行为看似周密，却忽略了诸葛亮对政务的严谨态度。诸葛亮在撤军后，收集了李严前后发出的所有书信、奏疏，发现其言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无法再进行狡辩，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见李严不思悔改，反而欺君罔上，终于忍无可忍，当即上表后主刘禅，历数李严的罪状。奏疏中详细列举了李严的三大罪状：一是“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接受先帝与后主的厚恩，却不思报效，反而制造事端；二是“欲因临事讨取，谓臣言‘九锡’，臣答言‘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此前怂恿自己受九锡、进王位，包藏祸心；三是“督运粮谷，而阳郭驿马，使兵不得时赴，断截军粮，令三军困弊”，此次督运粮草不力，反而欺上瞒下，导致北伐功败垂成。诸葛亮在奏疏中痛陈：“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恳请后主依法严惩李严。

后主刘禅接到奏疏后，召集朝臣商议，最终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废平为民，徙梓潼郡”。李严被剥夺所有官职、爵位，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从一位托孤重臣沦为平民，其政治生涯彻底终结。这一判决既是对李严个人罪行的惩处，也是诸葛亮整肃朝纲、维护蜀汉政权稳定的必然举措。

李严被流放后，诸葛亮并未株连其家人，反而对李严的儿子李丰予以重用，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负责管理后方事务，并写信告诫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既表达了对李严的失望，也希望李丰能吸取教训，忠心报国。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公正，也展现了他“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

郁郁而终：悲剧命运的历史回响

被流放梓潼郡后，李严并未完全绝望，他始终抱有被重新起用的期望。在他看来，诸葛亮虽然严惩了他，但并未将事情做绝，且重用了他的儿子李丰，这或许是诸葛亮给自己的机会。他深知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具备不计前嫌、重用人才的胸襟与权力，也唯有诸葛亮了解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在流放期间“常冀亮当自补复”，等待着诸葛亮召他复出的消息。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率军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展开对峙。

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诸葛亮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消息传到李严耳中；李严哀叹道：“丞相因病亡故，吾无复起之机也！”

可见只有诸葛亮有爱惜他的才干及宽容他的雅量，其余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