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 马忠（2/2）

庲降都督是蜀汉设置的统辖南中七郡的最高军政长官，马忠出任此职，标志着他正式成为蜀汉南疆的最高守护者。

马忠抵达南中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先延续了张翼“积粮备战”的基础工作。《三国志·张翼传》载，张翼虽被召回，却“统摄不懈，为灭贼之资”，马忠对此极为认可，在平叛后专门向诸葛亮陈述张翼的功绩，展现出其“公而忘私”的品格。

在军事部署上，马忠以张嶷为先锋，利用其“晓畅夷语”的优势，分化叛军阵营。决战中，张嶷身先士卒，“战斗常冠军首”，最终亲手斩杀刘胄，叛军群龙无首，迅速溃散。平定刘胄叛乱后，牂牁、兴古二郡的獠人又发动叛乱，马忠再遣张嶷前往讨伐，“招降两千余人，送往汉中充军”，既平定了叛乱，又为北伐补充了兵员。

此次平叛的胜利，使马忠获得朝廷重赏：被封为监军奋威将军、博阳亭侯。但他深知南中“乱源在治不在兵”，于是在平叛后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首先是迁移治所，将原本位于牂柯郡平夷县的都督府迁至建宁郡味县。

味县地处南中腹地，“居夷汉之中”，便于统筹各郡事务，同时能直接威慑地方豪强，这一举措被后世誉为“得南中治理之要”。其次是恢复越巂郡治。越巂郡自诸葛亮南征后多次叛乱，历任太守“不敢之郡，屯于安上”，导致郡治虚设。

马忠力排众议，任命张嶷为越巂太守，率军重新占据郡治邛都，修缮城郭、开通道路、控制盐铁资源，使越巂郡“重现旧时秩序”。此举不仅恢复了蜀汉对越巂的实际管辖，更打通了成都至南中的交通要道，为物资转运提供了保障。

在治理南中的十余年间，马忠始终秉持“扰而能毅”的原则。“扰”即面对叛乱与动荡时的果断处置，“毅”则是治理地方时的坚韧与耐心。

他一方面严厉打击叛乱势力，先后平定刘胄、獠人等多次作乱，确保南中稳定；另一方面推行怀柔政策，对归顺的夷人部族“赐以爵位，许其世守其地”。

史载其“为人宽容、济弱而有度量，喜欢诙谐大笑，忿怒不形于色”，这种性格使其既能赢得夷人的敬畏，又能获得汉官的信服。南中民众为感念其恩德，在他任内便“为立生祠”，这在蜀汉边疆治理中极为罕见。

马忠的治理成效，直接支撑了蜀汉的北伐事业。南中地区盛产金、银、漆、朱砂等物资，马忠每年都组织人力开采转运至成都，成为北伐的重要财源；同时，他还从夷人中选拔精壮组建“无当飞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诸葛亮、姜维北伐的精锐力量。

可以说，正是马忠在南中的稳固统治，才使蜀汉“无南顾之忧，得以专心北伐”，其战略价值不亚于驻守汉中的魏延、王平。

四、朝堂中枢与晚年余晖

延熙五年（242年），马忠奉召还朝，这一调动背后暗含着蜀汉内部的政治博弈。此时诸葛亮已逝世八年，蒋琬、费祎相继执政，后主刘禅逐渐谋求亲政，试图平衡朝臣势力。马忠作为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且手握南中兵权，自然成为刘禅拉拢的对象。

他抵达成都后，随即被派往汉中面见大司马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返程后便被加拜为镇南大将军，进封彭乡亭侯。这一加官晋爵的速度，印证了刘禅“扶植本土势力以牵制荆楚集团”的政治意图。

尽管卷入中枢政治，马忠却始终保持着务实低调的作风，未参与派系争斗。延熙七年（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率军十余万进攻汉中，大将军费祎率军北上御敌，成都的留守重任落在了马忠肩上，他被任命为“平尚书事”，主持朝廷日常政务。

“平尚书事”虽非三公之职，却拥有裁决尚书台事务的权力，是蜀汉中枢的核心职位之一。马忠在任期间，“整肃吏治，安抚民心”，一方面协调各州郡保障前线粮草供应，另一方面稳定后方秩序，避免了曹魏趁虚南下的风险。费祎班师回朝后，马忠主动交还职权，返回南中，这种“权而不专”的态度，使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善终。

返回南中后，马忠继续致力于边疆稳定与发展。此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日渐衰弱，但仍坚持巡行各郡，“亲问疾苦，督劝农桑”。延熙十二年（249年），马忠在庲降都督任上去世，结束了其为蜀汉效力二十余年的生涯。他的逝世在南中引发巨大震动，“夷汉民众流涕送丧，各郡为立祠庙”，这种身后哀荣，是对其治理功绩的最佳印证。

马忠的家族也因他的功绩而跻身蜀汉士族之列。长子马修继承彭乡亭侯爵位，次子马恢官至蜀郡太守，孙子马义在晋朝时任建宁太守，延续了家族与西南地区的深厚联系。

《华阳国志》还记载，马忠之子马融曾出任交址太守，这一任命显然得益于马忠在南疆治理中积累的声望与经验。

五、历史评价与后世影响

作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马忠的历史价值长期被关羽、诸葛亮等核心人物的光环所遮蔽，但细究史料便会发现，他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扰而能毅”，这四字精准概括了他的行事风格：面对叛乱时果敢坚毅，治理地方时宽严相济。刘备称其为“贤才”，诸葛亮委以南疆重任，蒋琬、费祎对其倚重有加，这些评价从侧面印证了他的卓越才能。

马忠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他开创了蜀汉治理南中的成熟模式，以“威恩并行”取代“单纯压制”，促进了夷汉融合，为后世中央王朝治理边疆提供了借鉴；其二，他镇守南中十余年间，确保了蜀汉的后方稳定与物资供应，支撑了多次北伐行动，延缓了蜀汉的衰落进程；其三，作为益州本土士人的代表，他搭建了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缓解了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维系了统治根基。

与演义中那位“射杀黄忠、俘获关羽”的东吴马忠不同，历史上的蜀汉马忠是一位兼具文治武功的贤臣良将。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成为蜀汉南疆的“定海神针”；他未曾进入诸葛亮“荆楚核心圈”，却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认可。在三国乱世中，马忠的人生轨迹诠释了“平凡中的伟大”——并非所有英雄都要横刀立马、决胜千里，那些默默守护一方安宁、维系国家存续的人，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

从巴西郡吏到镇南大将军，马忠的一生与蜀汉政权的兴衰紧密相连。他见证了刘备的托孤之痛，辅佐了诸葛亮的北伐大业，参与了蒋琬、费祎的治世时期，最终在守护南疆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正如南中民众为他立祠祭祀所昭示的那样，真正的功绩从来不需要张扬的渲染，只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马忠用一生践行了对蜀汉的忠诚，也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