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吴篇，卫温探索台湾岛（1/2）

黄龙远航：卫温与三国东吴的海岛开拓事业

一、时代背景：三国鼎立中的海洋战略抉择

公元三世纪的东亚大陆，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已成，彼此间的政治博弈与军事较量从未停歇。黄龙元年（229年），孙权于武昌正式称帝，国号为吴，旋即迁都建业，标志着东吴政权进入鼎盛阶段。

然而，与占据中原腹地、人口稠密的曹魏相比，亦或是坐拥天府之国、依托秦岭天险的蜀汉相较，东吴在陆地疆域的拓展上始终面临瓶颈。北方的合肥防线常年受曹魏压制，西线与蜀汉的荆州之争虽暂告段落却隐患未消，这种陆地战略的受限，迫使孙权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东南海洋。

东吴的海洋优势在三国中尤为突出。其疆域囊括了从长江口至南海的漫长海岸线，境内河网密布，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历经数十年发展已臻成熟。

据《三国志·吴主传》所载，东吴曾打造“望楼船”等大型舰船，可载兵数千人，甲板上能起降战马，这种造船技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均属先进。此外，东吴渔民与商贩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为远海航行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权确立了“陆海并举，开拓南疆”的战略方针。此前，东吴已多次派遣船队远航：嘉禾元年（232年），周贺、裴潜率船队赴辽东与公孙渊通好；吕岱平定交趾后，曾遣使抵达东南亚诸国，建立起初步的海外联系。

而夷洲与亶洲的探索，则是这一海洋战略中最为大胆的举措。关于这两座海岛的记载，早见于会稽郡的民间传说与地方史志，《三国志》中明确提及“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且“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这种模糊的记载既勾起了孙权对海外土地与人口的向往，也为远航提供了最初的地理参照。

此次远航的直接动因，源于东吴对人口与资源的迫切需求。三国纷争导致人口锐减，东吴虽经孙策、孙权两代经营，仍面临“兵源不足，劳动力匮乏”的困境。

陆逊曾在奏疏中提及，江东现有人口“自足图事”，实则是委婉劝阻远途劳役，但从孙权力排众议的决策来看，其对扩充人口的需求已极为迫切。此外，东南山区的山越族群长期反抗东吴统治，黄龙元年前后，部分山越势力逃入海中，有传言其可能遁往夷洲等地，这也成为孙权派遣军队出海的重要诱因——既欲俘获海外人口以充实编户，又想追击叛乱势力以稳固后方。

对于远航将领的遴选，孙权最终选定了卫温与诸葛直。史书中对二人早年事迹记载寥寥，但能统帅万人甲士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足见其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与航海素养。

卫温的姓氏暗示其可能与北方卫氏家族有渊源，但未见明确记载；诸葛直虽与诸葛亮同族，却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其家族在东吴军中根基深厚，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二人的搭配，既体现了孙权对此次任务的重视，也反映了东吴军方对远海行动的审慎考量。

二、远航筹备：章安古港的集结与起航

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东吴的远航船队在章安古港完成集结，即将开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远海探索。

关于起航地点，史学界曾有“句章说”“东冶说”等争议，但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考证，章安港（今浙江台州椒江区）作为始发地的证据最为充分，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国务院《对台白皮书》的认可。

章安港在两汉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据《台州市志》记载，章安作为临海郡治所，辖区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涵盖今台州、温州、丽水及福建建瓯、福州五州之地，是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之一。

《汉书》中“南北海运，皆从东瓯”的记载，印证了其作为海运枢纽的历史地位。更关键的是，章安是东吴东南都尉的驻地，相当于当时东南地区的军事大本营，文革期间此处曾发现“都尉”铜印，现存台州市博物馆的汉代军司马铜印，进一步佐证了其军事重镇的属性。

船队的筹备工作依托章安港的产业基础逐步展开。东吴在章安附近设有大型造船基地，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与成熟的造船工艺，为建造远海舰船提供了保障。

据考证，此次远航的船队由30余艘舰船组成，核心舰船为“楼船”与“海舡”，楼船高十余丈，分上下数层，设有了望台与作战平台；海舡则注重稳定性，适合长途航行。船队搭载的甲士万人，多为经过水战训练的精锐士卒，同时配备了农工、工匠与医官，兼具军事作战与开拓经营的职能。

物资储备与技术准备充分体现了东吴的航海智慧。食物以干粮、腌肉、淡水为主，辅以可长期保存的谷物与果脯，据《临海水土异物志》推测，船队可能携带了“桄榔面”等热带作物加工食品，以应对长途航行的营养需求。

导航技术方面，除传统的“观星望斗”外，船员已能利用“季风规律”与“海底泥质”判断方位，章安当地渔民世代相传的“针路”知识，为航线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船队携带了大量农具、铁器与布匹，既用于途中自给，也计划与海外部族进行交流。

出发时间的选择暗藏深意。黄龙二年春正月正值立春之后，东南沿海盛行东北季风，利于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

据叶哲明教授研究，结合台州当地“元宵节前不外出”的民俗推断，船队实际起航时间可能在公元230年2月24日前后，此时海面风浪相对平缓，且季风条件最为适宜。出发前夕，孙权亲临章安港检阅船队，颁布诏令强调“普天一统，开拓海疆”的使命，这一场景虽未见于正史记载，但从后续史料对此次行动的定位来看，其仪式感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此次远航的目标，孙权在诏令中明确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二者的优先级存在差异。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亶洲因“徐福东渡”的传说与“有数万家”的记载，更受孙权重视，其潜在的人口与资源价值被寄予厚望；夷洲则因距离较近，被视为次要目标与可能的补给站。这种目标设定，为后续卫温与诸葛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海洋征途：风浪中的航线与探索

卫温与诸葛直率船队从章安港起航后，首先沿浙东海岸线向南航行，途经永宁港（今浙江黄岩）、东冶港（今福建福州）等地进行短暂补给，随后驶入台湾海峡。

据现代海洋史学研究，船队采用了“沿岸航行与远海横渡相结合”的航线策略，这既符合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指挥官的谨慎考量。

初期航行借助东北季风与台湾暖流，进展较为顺利。《临海水土异物志》中“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的记载，精准描述了章安港至夷洲的大致距离。

船队在穿越台湾海峡时，可能经过了钓鱼岛海域，据学者推测，卫温船队的航线大致为“章安—台州湾—渔山列岛—钓鱼岛—台湾北部”，这条航线既利用了黑潮分支的助力，又避开了外海的狂风巨浪。

航行途中的挑战远超预期。尽管选择了相对适宜的季节，但海洋天气的多变仍给船队带来巨大威胁。《资治通鉴》中“风波难测”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当时船员面临的困境——突如其来的暴风可能掀翻舰船，浓雾天气常导致船队失散。

考古发现表明，东吴舰船虽已配备“尾舵”与“风帆”，但操控性仍有限，船员需依靠人力划桨辅助航行，每日航行里程通常不超过百里。

更严峻的是疾疫的威胁。由于船舱内空间狭小，淡水与食物易受污染，加之船员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极易引发传染病。

据《三国志》记载，船队“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八九”，这一伤亡比例既反映了远海航行的艰险，也为后续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医官虽配备了草药与针灸工具，但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仍束手无策，只能采取隔离病患、焚烧污染物等原始防疫措施。

经过约一个月的航行，船队终于抵达夷洲北部海岸（今台湾基隆一带）。据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夷洲“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

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当地土着族群“各号为王，分划土地”，过着定居农耕与渔猎结合的生活。卫温与诸葛直并未立即展开军事行动，而是先派遣使者与当地部族首领接触，这一举措既出于对未知环境的谨慎，也体现了东吴政权的经略思路。

关于船队在夷洲的活动，史料记载虽简略，但仍可勾勒出大致轮廓。从“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记载来看，东吴军队与当地部族可能发生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未进行大规模征伐。

沈莹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中详细描述了夷洲土着的生活习俗：“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这些细节极有可能来自卫温船队带回的情报，甚至有学者推测沈莹本人曾参与此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