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吴篇，卫温探索台湾岛（2/2）

在夷洲停留期间，东吴士兵与当地土着进行了初步的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台湾台北曾出土东吴时期的掌印砖，砖面的线纹、鱼状纹与席状纹，与章安地区同期墓葬出土的砖块纹样完全一致；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发现的炼铁炉遗址，暗示东吴可能将炼铁技术传入当地。这些发现表明，卫温船队不仅带回了人口，更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

寻找亶洲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据《三国志》记载，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关于其具体位置，史学界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是日本列岛，但结合“绝远”的描述与航海技术水平，这一说法难以成立；有学者推测为北美洲西海岸，但缺乏直接证据。

卫温与诸葛直在夷洲休整后，曾尝试向东航行寻找亶洲，但因“风涛险阻”与“粮食将尽”，最终不得不放弃，转而准备返航。

四、归途悲剧：“无功而返”的命运终结

黄龙三年（231年）春二月，卫温与诸葛直率领残存的船队回到章安港。此次远航历时整整一年，出发时的万人甲士仅余千余人，大部分死于疾疫与风浪，船队带回的只有数千名夷洲土着。

当疲惫不堪的船员踏上陆地时，等待他们的并非封赏与赞誉，而是孙权的雷霆震怒。

孙权对此次远航结果的不满，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

首要原因是未能达成寻找亶洲的核心目标。在孙权的战略构想中，亶洲因“世相承有数万家”的记载，被视为可大规模扩充人口的“海外沃土”，而夷洲仅被视为次要目标。

卫温与诸葛直未能抵达亶洲，被孙权认定为“违诏”——即未能完成诏令中明确的核心任务。

其次，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资源消耗让东吴政权难以承受。万人军队是东吴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此惨重的损失削弱了其国防实力，与“欲俘其民以益众”的初衷形成强烈反差。

陆逊与全琮此前的劝谏——“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不幸成为现实，这让孙权在朝臣面前颜面尽失，必须寻找替罪羊以平息非议。

此外，政治斗争的暗流可能也影响了二人的命运。黄龙三年前后，东吴政权内部围绕继承人问题的矛盾已逐渐显现，卫温与诸葛直作为军中将领，可能无意中卷入了派系纷争。孙权以“无功而返”为由诛杀二人，既可向反对远海开拓的势力妥协，也能借此震慑军中将领，巩固自身权威。

关于二人被诛杀的具体过程，《三国志·吴主传》仅有简略记载：“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资治通鉴》则补充了“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的背景，进一步解释了孙权震怒的原因。

从史料记载来看，二人并未进行公开抗辩，也未见朝臣为其求情，这既反映了孙权晚年的刚愎自用，也说明当时东吴朝廷对远海开拓的价值认知存在严重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卫温与诸葛直带回的夷洲人口，最终并未对东吴的人口结构产生显着影响。这些土着因“水土不服”，大部分在短期内死亡，少量幸存者融入了东南沿海的族群。

但此次行动的历史意义，远非“无功而返”所能概括——它首次以国家名义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起点，这一意义正如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中所言：“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莫不以理番为务。”

卫温与诸葛直的悲剧结局，也折射出古代王朝海外探索的局限性。在“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中，远海开拓常被视为“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举，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而君主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了探索行动的成败，一旦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执行者便可能成为牺牲品。

尽管如此，卫温与诸葛直的远航仍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经验：隋代隋炀帝三次派遣使者前往流求（今台湾），唐代东南沿海与台湾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宋代将澎湖划归福建管辖，这些发展都建立在三国时期开创的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基础之上。

五、历史回响：远航的遗产与意义

卫温与诸葛直的夷洲之行，虽以悲剧落幕，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此次远航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

在领土主权层面，此次远航首次以官方行动确认了台湾与大陆的隶属关系。尽管东吴未能在台湾建立长期的行政机构，但卫温船队的抵达与短暂驻留，已构成国家权力对台湾地区的有效覆盖。

国务院《对台白皮书》将此次事件纳入正史，正是对其领土主权意义的权威认定。从历史脉络来看，此后历代王朝对台湾的管辖均以此为起点：南宋将澎湖划归晋江县管辖，元代设立澎湖巡检司，明代加强对台湾的海防管理，清代正式设立台湾府，形成了完整的领土管辖传承。

在航海与地理认知领域，此次远航极大丰富了古人对东南海洋的了解。卫温船队带回的夷洲地理信息，为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了核心素材，该书对台湾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的记载，成为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书中“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的精确描述，表明东吴已具备初步的海洋测量能力；而对夷洲土着与大陆东南族群习俗相似性的记载，则为研究两岸族群渊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此次远航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东吴船队带去的铁器、农具与纺织技术，对台湾土着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中炼铁技术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此次传播直接相关。

同时，夷洲的热带作物与渔猎技术也传入大陆，丰富了东南沿海的经济形态。这种双向交流虽规模有限，却为后世两岸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民族精神层面，卫温与诸葛直的远航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三国时期，以万人船队穿越台湾海峡，面对“风波难测”的海洋挑战，这种勇气与毅力堪称壮举。

此次远航与汉武帝开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历史事件相比，虽规模与影响略有不及，却同样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世界航海史的视角来看，卫温的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1200余年，比达·伽马开辟新航路早1200余年，是古代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

尽管此次远航并未像西方航海家那样引发全球性的地理大发现，但它证明了古代中国在远海航行领域的技术实力与组织能力，改写了世界古代航海史的叙事格局。

然而，此次远航的历史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由于《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三国历史的叙事长期聚焦于中原争霸，东吴的海洋开拓事业往往被边缘化。

卫温与诸葛直的名字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甚至一度被遗忘。直到近代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历史研究的深入，此次远航的意义才被重新发掘，成为证明两岸同根同源的重要历史依据。

2003年，浙江电视台联合台湾史学家张崇根教授拍摄的纪录片《1788年前的远航》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广泛反响；章安古港遗址的考古发掘持续推进，不断出土的舰船构件与军事遗物，为还原此次远航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这些努力不仅让卫温与诸葛直的事迹为更多人所知，更让“大陆与台湾自古一体”的历史认知深入人心。

结语

卫温与诸葛直的夷洲远航，是三国乱世中一段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传奇。从黄龙二年春正月的章安起航，到历经风浪抵达台湾，再到一年后“无功而返”惨遭诛杀，二人的命运轨迹与东吴的海洋战略紧密相连，既见证了古代中国海洋探索的勇气与智慧，也折射出传统王朝海外开拓的局限与无奈。

此次远航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达成了孙权“俘其民以益众”的短期目标，而在于它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官方联系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起点。

千余年来，尽管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但卫温与诸葛直用生命与勇气书写的这段历史，始终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在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回望1700余年前的那次远航，我们更能体会到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卫温与诸葛直或许未能得到孙权的封赏，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们是探索未知的先驱，是两岸同源的见证者，其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