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仍旧贯：论语中的守常与变通（1/2）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一、长府之议：春秋乱世的治政叩问

鲁都曲阜的晨光，穿过宫墙的飞檐，落在长府的朱漆大门上。这座承载着鲁国府库职能的建筑，在春秋末期的风雨中已显陈旧。当 “鲁人为长府” 的消息传遍曲阜，一场关于是否重修的争论，悄然在朝野间蔓延。孔门弟子闵子骞，以一句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为这场争论注入了儒家的理性思考，而孔子那句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的赞叹，更让这则简短的记载，成为《论语》中关于治政、守常与变通的经典命题。

要理解这场争论的深意，必先回溯春秋末期的时代语境。彼时的鲁国，早已不复西周初年的礼乐鼎盛。三桓专权，公室衰微，君臣失序，礼崩乐坏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鲁昭公曾试图夺回权力，却兵败逃亡齐国，客死异乡；季氏 “八佾舞于庭”，公然践踏礼乐制度，孔子怒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这样的背景下，“鲁人为长府” 绝非单纯的修缮工程，其背后暗藏着复杂的政治考量。长府作为鲁国的重要府库，掌管着财富与兵甲，重修长府，或许是公室试图重振权威的象征，或许是三桓扩张势力的手段，又或许只是乱世中一项未经深思熟虑的仓促决策。

闵子骞身处其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项工程背后的隐忧。他提出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并非固执守旧，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仍旧贯”，即遵循旧有的规制与模式，不轻易变革。在闵子骞看来，长府虽旧，但若仍能履行其职能，便无需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春秋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敝，此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非耗费民力于无谓的工程。更何况，在礼制紊乱、政治动荡的局面下，贸然重修长府，很可能引发新的权力纷争，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闵子骞的这句发问，延续了他 “訚訚如也” 的性情特质。“和悦而诤”，温和却坚定，既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没有盲从的附和，而是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提出了更符合民生与治道的建议。他深知，治政的核心不在于追求表面的光鲜，而在于务实利民；变革的前提，是对现状的充分考量与对后果的审慎预判。这种不尚空谈、注重实际的态度，与前文所述的冉有、子贡的 “侃侃如也” 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却又多了一份温润中的坚守。

孔子听闻闵子骞的言论后，由衷赞叹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份赞叹，既是对闵子骞洞察力的肯定，也是对儒家治政理念的重申。“言必有中”，意味着言论要切中要害，符合道义与实际。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智者，不会轻易发表言论，但一旦开口，便必然直指问题的核心。闵子骞的 “仍旧贯” 之论，正是如此 —— 它没有纠缠于工程的细节，而是直指乱世治政的根本：以民为本，审慎变革。

这场发生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长府之议，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春秋乱世的政治困境，也照见了儒家弟子的治政智慧。它让我们看到，在动荡的时代，坚守合理的旧制、避免盲目变革，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而基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考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担当。闵子骞的这句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不仅是对一项工程的质疑，更是对乱世治政的深刻叩问：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坚守秩序？在变革与守常之间，我们该如何寻找平衡？

二、“仍旧贯” 的深层智慧：守常与循道

闵子骞提出的 “仍旧贯”，绝非简单的守旧复古，其背后蕴含着儒家深刻的守常智慧。“常” 者，并非僵化的旧制，而是历经实践检验、符合天道人伦的根本原则与合理秩序。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传承与变革中寻找平衡，而 “仍旧贯” 的核心，正是坚守那些不可动摇的根本，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仍旧贯” 的第一层智慧，是尊重传统，坚守合理的制度与秩序。春秋时期的 “旧贯”，核心是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以 “仁” 为核心，以 “礼” 为载体，规范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虽然到了春秋末期，礼乐制度已遭严重破坏，但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如仁爱、诚信、谦让、责任等，依然是社会运行的基石。闵子骞主张 “仍旧贯”，正是看到了礼乐制度中这些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认为，与其贸然推翻旧制、另起炉灶，不如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补与完善，保留其合理部分，摒弃其僵化之处。

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孔子一生致力于 “克己复礼”，并非要恢复西周制度的每一个细节，而是要恢复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核 —— 仁与义。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表明，儒家所推崇的传统，是一种动态的传承，而非静态的固守。“仍旧贯” 并非拒绝一切变革，而是拒绝盲目变革、任性而为的变革，主张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损益。正如长府的修缮，若旧有规制仍能适用，便无需彻底重建；若确有不合理之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补，而非推倒重来。

“仍旧贯” 的第二层智慧，是务实利民，反对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春秋乱世，各国诸侯为了争夺霸权、彰显权威，往往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府库、城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鲁人重修长府，很可能也带有这样的功利目的 —— 要么是公室试图通过修建宏伟的府库来彰显残存的权威，要么是权臣借机敛财、扩张势力。闵子骞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 “仍旧贯”，本质上是反对这种不顾民生疾苦的形式主义做法。

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是核心原则。孔子强调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统治者过度剥削百姓。冉有曾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表明，儒家将是否利民、是否节用，作为评判治政得失的重要标准。闵子骞的 “仍旧贯” 之论，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他认为，长府的核心功能是储存财富与兵甲，只要这些功能能够正常发挥，便无需追求建筑的华美与宏伟。在百姓生活困苦、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才是治政的正道；而耗费民力于表面工程，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

“仍旧贯” 的第三层智慧，是审慎变革，避免激进变革带来的风险。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变革的方式与节奏，直接关系到变革的成败与社会的稳定。春秋时期，许多国家都曾进行过变革，如齐国的管仲改革、晋国的 “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 “初税亩” 等。这些变革中，有的取得了成功，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有的则因过于激进、脱离实际，导致了社会的混乱。闵子骞主张 “仍旧贯”，正是基于对激进变革风险的深刻认知。

在闵子骞看来，变革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与合理的规划，不能盲目行事；其次，要得到百姓的支持与认同，不能违背民心；再次，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长府的重修，若没有充分的论证、合理的规划，也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便属于激进的变革，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主张 “仍旧贯”，先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必要的变革。这种审慎的态度，体现了儒家 “过犹不及” 的中庸之道 —— 变革不足，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变革过度，则会引发社会动荡，唯有把握好变革的度，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孔子对闵子骞的赞叹，正是对这种守常智慧的肯定。“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闵子骞的一句话，既切中了乱世治政的要害，也道出了儒家关于传承与变革的核心主张。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治政者，应当像闵子骞那样，具备尊重传统的敬畏之心、务实利民的仁爱之心、审慎变革的理性之心，在守常与变通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言必有中”：闵子骞的人格境界与治政洞见

孔子称赞闵子骞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句赞叹不仅是对闵子骞言论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境界与治政洞见的高度认可。“言必有中”，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厚的修养与敏锐的洞察力。它要求言说者既要深谙道义，又要洞察现实；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切中要害。闵子骞之所以能达到 “言必有中” 的境界，与他的人格修养、生活阅历及对儒家治道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言必有中” 的前提，是深厚的道德修养与坚定的原则立场。闵子骞作为孔门 “德行科” 的代表，以仁厚、孝悌着称。“芦衣顺母” 的故事，展现了他内心的仁爱与隐忍；辞官不仕、“不食污君之禄” 的选择，彰显了他坚守道义的原则立场。这种深厚的道德修养，让他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够以道义为准则，明辨是非，不为私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在长府之议中，他没有考虑公室或权臣的利益，而是站在百姓与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符合道义与民生的建议。正是因为他坚守 “以民为本”“节用爱人” 的原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说出切中要害的言论。

“言必有中” 的核心，是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深刻的问题分析能力。春秋末期的鲁国，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社会矛盾尖锐。闵子骞身处其中，对社会的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此时的鲁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与发展，而非表面的浮华；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非劳民伤财。因此，当鲁人提出重修长府时，他立刻意识到这项工程背后的问题：耗费民力、加剧矛盾、可能引发权力纷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非天生具备，而是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他关注百姓的疾苦，关注国家的命运，能够从看似普通的工程中，看到其对社会全局的影响。这种将具体问题与社会现实、治政理念相结合的分析能力，让他的言论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

“言必有中” 的表现，是温和而坚定的言说方式与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闵子骞提出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并非以强硬的态度反对重修长府，而是以一种商量、建议的语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 “和悦而诤” 的言说方式，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激化矛盾，体现了儒家 “和而不同” 的处世之道。同时，他的建议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仍旧贯”，即维持长府的旧有规制，不进行大规模的重修。这种务实可行的建议，既考虑到了鲁国的实际情况，又符合百姓的利益，更容易被接受与采纳。相比之下，那些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的言论，即便言辞激烈，也难以产生实际的效果。

闵子骞的 “言必有中”，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的治政者与士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治政方面，它提醒治政者要时刻坚守道义原则，关注民生疾苦，具备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审慎的变革态度。在言说方面，它告诫人们要谨言慎行，不说无意义的空话、大话，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在人格修养方面，它激励人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认知能力，让自己的言论与行为都符合道义与实际。

历史上，许多贤明的君主与治政者，都践行了 “言必有中” 的理念。西汉的汉文帝，深知秦末战乱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因此采取 “无为而治” 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当有人建议修建露台时，汉文帝计算了工程的耗费，认为 “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放弃了修建计划。他的这一决策，正是 “言必有中” 的体现 —— 洞察百姓疾苦，坚守节用爱人的原则，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鼓励大臣直言进谏。魏征等大臣常常犯颜直谏，提出许多切中要害的建议，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等，这些建议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互动，正是 “言必有中” 与虚心纳谏的完美结合，展现了治政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社会，“言必有中” 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政治领域，它要求决策者要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制定符合国情与民生的政策，避免盲目决策与形式主义；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要倾听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关注市场的变化与客户的需求，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要求学者要立足现实、求真务实，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与解决方案，避免空洞的理论思辨；在日常生活中，它要求我们要谨言慎行，尊重他人，说话做事要考虑后果，做到言之有物、行之有果。

四、守常与变通：儒家治道的永恒命题

闵子骞的 “仍旧贯” 与孔子的 “言必有中”，共同指向了儒家治道的核心命题 —— 守常与变通。守常，是坚守那些符合天道人伦、历经实践检验的根本原则与合理秩序；变通，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变化，对具体的制度、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与革新。守常与变通，并非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守常是变通的基础，变通是守常的延伸；没有守常，变通就会失去方向，陷入混乱；没有变通，守常就会变得僵化，阻碍发展。

儒家对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孔子主张 “克己复礼”，坚守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这是守常；但他也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礼的运用要灵活变通，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变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坚守 “仁政” 的根本原则，又根据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 “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 等具体的政策主张，体现了守常与变通的统一。荀子则更加强调变通的重要性，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他同时也强调，变通不能违背根本原则，要 “本末相顺，终始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