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抢夺（1/2）

人类对的认知，始终在生存需求与道德约束的张力中演变。从《汉谟拉比法典》对抢劫行为的严惩，到《唐律疏议》中与的区分，再到现代刑法对抢夺罪的精细化界定，法律始终在回应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将野蛮的生存本能纳入文明秩序。

考古发现显示，早期人类遗址中常出现暴力创伤的骨骼，这印证了《人类简史》中智人通过合作与竞争双重策略崛起的论断。但值得玩味的是，随着文明演进，抢夺行为逐渐被等概念替代——这并非人性本善的证明，而是社会规则对个体野性的驯化。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揭示的：当抢夺成本高于收益时，人类会自发建立契约体系。

当代刑法对抢夺罪的界定，体现了从结果犯行为犯的转变。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以公然夺取公私财物为构成要件，既不同于抢劫罪的暴力胁迫，也区别于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这种立法选择，实质是对抢夺行为公开性即时性的双重规制，将野蛮的生存冲动转化为可控的法律行为。

抢夺罪的认定，需满足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要件，其司法实践呈现三个特征：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未成年人抢夺行为需结合年龄与情节综合判断。例如，12岁儿童抢夺他人手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犯罪；但16岁少年持刀抢夺，则可能因情节恶劣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区分体现了法律对可塑性危险性的精准把握。

抢夺罪的客体需满足可支配性价值性双重标准。2023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手机后立即丢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抢夺罪，因手机仍处于被害人控制范围内。而2024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身份证后用于诈骗，则因身份证本身无独立价值，最终以盗窃罪定罪。这种判断标准，反映了法律对概念的动态理解。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结合行为方式、财物性质、事后处置等综合判断。例如，2025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财物后立即归还，法院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因缺乏持续性占有意图。而2026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财物后用于赌博，则因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定罪。

抢夺罪的刑罚设置，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宽严相济政策的结合：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025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手机价值3000元，因系初犯且积极赔偿，被判处拘役三个月。这种量刑体现了法律对轻微犯罪的宽容态度。

具有数额巨大其他严重情节的抢夺行为，将面临更严厉的刑罚。2026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财物价值10万元，且系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种量刑体现了法律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

根据《刑法》第五十二条，抢夺罪可并处或单处罚金。2025年某案中，被告人抢夺他人财物价值5000元，因经济困难，法院判处其罚金2000元。这种刑罚设计，体现了法律对经济犯罪的针对性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