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梁启超(2/2)

1920年以后,梁启超彻底告别政坛,转身成了“学术圈顶流”。他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课表一贴出来,不仅清华学生挤破头,连北大、燕京大学的学生都跑来蹭课,甚至还有校外的学者、商人专门赶来看他“风采”。

梁启超的课为啥这么火?因为他太会“讲段子”了。讲秦始皇,他不说“焚书坑儒”的严肃历史,反而说“秦始皇是个‘基建狂魔’,修长城、挖灵渠,就是太急功近利”;讲王安石变法,他不骂王安石“固执”,反而说“老王是个理想主义者,就是队友太坑”;讲明清思想,他把黄宗羲比作“中国的卢梭”,把顾炎武说成“考据界的顶流”。学生们说:“听梁先生讲课,比听戏还过瘾,不知不觉就记住了知识点。”

除了讲课,梁启超还疯狂“输出着作”。他写《清代学术概论》,只用了15天就完稿,却成了清代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写《墨子学案》,用西方逻辑学解读墨家思想,让沉寂千年的墨家学说重新火了起来;他还主编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新史学”观点,主张“历史要为国民服务”,直接颠覆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

更厉害的是,梁启超还搞起了“学术扶贫”。他发现王国维、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就主动向清华推荐,帮他们谋了教职;他看到年轻学者没钱出书,就掏自己的稿费资助;甚至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耐心回复,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研究笔记借出去。有人说他“太傻,不怕别人抄他的成果”,他却笑着说:“学术是天下公器,能有人继承才好。”

不过,这位“学术顶流”也有“翻车”的时候。他研究《尚书》,说“今文尚书全是真的,古文尚书有假”,结果后来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他错了。有人拿这事调侃他,他二话不说,在文章里公开认错:“我以前的观点错了,现在纠正,这没什么丢人的。”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反而让他更受尊重——毕竟,在学术界,敢认错的大师可不多。

晚年的梁启超,日子过得相当“接地气”。他喜欢吃广东菜,尤其是老婆李蕙仙做的“陈皮鸭”,每次能吃两大碗;他爱打麻将,输了就挠头,赢了就笑得像个孩子,还说“麻将是最好的休息方式”;他跟孩子们关系极好,大女儿梁思顺学文学,二儿子梁思成学建筑,三儿子梁思永学考古,他从不强迫他们“子承父业”,反而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开心最重要”。

1929年,梁启超因肾病去世,年仅56岁。他去世后,清华学生自发为他送行,队伍从学校排到了城门;他的弟子们整理他的着作,居然攒出了《饮冰室合集》,足足148卷,几千万字——这哪里是“学者”,简直是“学术印钞机”!

第六章 历史多棱镜里的梁启超:“善变”背后的真性情

说起梁启超,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善变”。从“保皇派”到“亲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西化先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辈子换了n个“人设”,被人骂“投机取巧”“没有原则”。可如果仔细看他的“变”,会发现他的“不变”才更动人——那就是“救中国”的初心。

年轻时喊“变法”,是因为看到甲午战败,中国快亡国了;流亡时讲“新民”,是因为发现国民思想愚昧,救中国得先救人心;中年时搞“护国”,是因为痛恨袁世凯称帝,想保住共和成果;晚年搞“国学”,是因为看到西方文明破产,想从中国文化里找救国出路。他的每一次“变”,都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救国需求”走,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梁启超的“真性情”还体现在他的“不装”。他不像康有为那样自封“圣人”,反而经常自嘲“我是个半吊子学者,什么都懂点,什么都不精”;他敢公开认错,不像有些大师那样“死要面子”;他爱钱但取之有道,靠稿费和投资赚钱,从不搞“骗捐”那一套;他疼老婆孩子,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大男子主义”,李蕙仙去世后,他伤心了好几年,对侧室王桂荃也始终尊重。

有人说梁启超“成不了大事”,因为他太“善变”,没有康有为那样的“固执”,也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决绝”。可正是他的“善变”,让他成了晚清思想界的“桥梁”——他把西方思想翻译成中国人能懂的语言,把传统国学用新方法解读,让更多人看清了中国的问题,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转捩点,我前面没有路,后面的路是我铺的。”

如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在课本里躺着,“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还在回荡;他的《饮冰室合集》还在书架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他的孩子们成了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延续着他的“救国梦”。这位晚清的“思想网红”“跨界玩家”,虽然一辈子没做成“大事”,却用自己的笔和嘴,改变了中国的思想进程。

或许,梁启超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变”,而是“永远年轻”——不管是20岁喊变法,还是50岁搞学术,他始终像个热血少年,对国家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像他在《少年中国说》里写的:“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他自己,就是那只永远在啸谷的“乳虎”,永远在试翼的“鹰隼”。

这样的梁启超,或许不完美,却足够真实;或许不伟大,却足够动人。毕竟,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能一辈子抱着“救中国”的初心,敢想敢说敢做,哪怕经常“翻车”,也比那些只会喊口号、搞投机的人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