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谭嗣同（1/2）

剑与笔的狂歌：谭嗣同的热血与“非主流”人生

第一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少年谭嗣同的“叛逆养成记”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破罐子还没彻底破，但裂纹已经爬满全身”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的硝烟刚散，太平天国的烽火又歇，清廷的官员们一边抱着“天朝上国”的残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洋枪洋炮的现实。就在这样一个新旧撕扯的年份——1865年，湖南浏阳的谭家大院里，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午后的沉寂。

这个男婴就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是后来官至湖北巡抚的“封疆大吏”，标准的“高干家庭”出身。按照常理，这样的家庭会把孩子往“科举状元”的路子上猛推：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四书，七岁写八股，十几岁考秀才，一路打怪升级成朝廷栋梁。但谭嗣同的人生剧本，从一开始就没按“常理”走。

谭嗣同的童年，堪称“多灾多难版的逆袭起点”。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徐氏就带着他和兄长去北京投奔父亲，结果路上遭遇瘟疫，兄长和母亲先后病逝。年仅五岁的谭嗣同跟着父亲回京，没过几年，父亲续弦，继母刘氏对他算不上刻薄，但也绝无温情。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这种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反倒养出了他骨子里的“野劲儿”——别人规规矩矩学写字，他偷偷跑去看江湖艺人练剑；别人摇头晃脑背《论语》，他捧着《水浒传》看得热血沸腾。

父亲谭继洵是个典型的“老派官僚”，一辈子谨小慎微，最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看儿子整天“不务正业”，老谭头急得跳脚，硬把谭嗣同按在书桌前，请来当地有名的塾师授课。可谭嗣同是个“顺毛驴”，越逼越叛逆。塾师讲“君为臣纲”，他就插一句“君若不君，臣何以臣？”；塾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立马反驳“班昭续汉书，难道也是无才？”气得塾师换了一个又一个，都直呼“此子不可教也”。

不过，谭嗣同虽然叛逆，却不是“学渣”。他脑子转得快，记性还好，只是不屑于学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12岁那年，他拜了当地一位叫欧阳中鹄的学者为师。欧阳中鹄可不是一般的塾师，他思想开明，不仅教经书，还教算学、地理，甚至会跟学生聊“西洋诸国何以强”。这下可算对上了谭嗣同的胃口，他每天抱着书读到深夜，有时候还会跟老师争论到天亮。欧阳中鹄后来回忆说：“嗣同少年时，便有‘为天地立心’之志，其狂其智，异于常人。”

除了读书，谭嗣同还有个更“非主流”的爱好——练剑。他觉得“文人只会舞文弄墨，遇乱世则束手无策”，所以非要学一身武艺。父亲不允许，他就偷偷攒钱，找了个江湖上的武师偷偷学艺。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扎马步、耍长剑，练得浑身是伤也不喊疼。后来他游历各地，还专门去拜访过有名的剑客，甚至跟人比过剑，虽然没成为“武林高手”，但一身侠气倒是练了出来。多年后，他在诗里写“剑胆琴心谁可语”，这“剑胆”二字，可不是凭空来的。

18。

1897年，一个“大靠山”来了——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清廷里少有的“开明官”，他早就听说了谭嗣同的名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谭嗣同“共谋大事”。两人一见如故，陈宝箴拍着谭嗣同的肩膀说：“湖南就交给你折腾了，我给你撑腰！”

有了巡抚的支持，谭嗣同的变法步伐迈得更大了。他牵头成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来当总教习，专门培养维新人才。这所学堂简直是“叛逆集中营”：教材用的是西学着作，课堂上可以骂皇帝、批孔子，学生们还组织了“南学会”，每周开辩论会，聊的全是“如何变法”“如何民权”。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时务学堂的学生，个个都像小老虎，眼里全是救国的光。”

除了教育，谭嗣同还在湖南搞起了“实业改革”。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变法就是空谈。于是，他联合当地士绅，创办了“湖南内河小轮船公司”，开通了长沙到汉口的航线；还办了“矿务总局”，开采湖南的煤、铁矿产；甚至建了“电报局”，让湖南跟外界的联系更快捷。这些举措不仅赚了钱，还让湖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变法的好处”——以前从长沙到汉口要走半个月，现在坐轮船只要三天；以前挖矿靠人力，现在用机器，效率翻了十倍。

不过，变法越成功，谭嗣同得罪的人就越多。保守派恨他恨得牙痒痒，背地里骂他“谭疯子”，还编了顺口溜：“谭嗣同，瞎折腾，毁祖宗，害百姓。”有一次，一群保守派文人聚集在岳麓书院，要跟谭嗣同“论战”。谭嗣同单枪匹马赴会，面对几十人的围攻，他舌战群儒，把保守派的论点一个个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一个老秀才气得发抖：“你就不怕遭天谴吗？”谭嗣同冷笑一声：“若能救中国，天谴又何妨？”

这场“岳麓论战”让谭嗣同的名声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光绪皇帝的耳朵里。光绪帝当时正想搞变法，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手，听说湖南有个“谭嗣同”搞得风生水起，立马下旨，召谭嗣同进京。

1898年6月，谭嗣同接到圣旨时，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讲课。他放下课本，对学生们说：“朝廷召我进京，这是变法的好机会。我此去，若成，必带大家共兴中华；若败，便以我血醒国人。”学生们哭着挽留，谭嗣同却笑着挥挥手，背上那把伴随他多年的剑，踏上了北上的路。

他不知道的是，北京等待他的，不是变法成功的荣光，而是一个万丈深渊。但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在湖南播下的变法种子，后来会长成参天大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第四章 京华惊变：百日维新里的“拼命三郎”

1898年7月，谭嗣同抵达北京。刚一进城，他就感受到了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氛围。

一方面，光绪皇帝对维新派充满期待。谭嗣同进京第三天，就被光绪召见。光绪帝虽然只有27岁，但常年被慈禧太后压制，早就想通过变法夺回权力，振兴国家。他见到谭嗣同，开门见山就问：“湖南变法，你做得很好。如今全国变法，该从何处下手？”

谭嗣同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一口气说了三条：“第一，废八股，改科举，让读书人学有用的东西；第二，裁冗官，撤没用的衙门，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练新军，造新枪，强兵才能强国。”光绪帝听得频频点头，当场任命谭嗣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直接参与变法事宜，官阶虽然不高，但权力不小。

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谭嗣同激动得几晚没睡着觉。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变法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当时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康有为擅长“顶层设计”，梁启超擅长“宣传鼓动”，真正“干脏活累活”的，是谭嗣同。

他每天天不亮就进宫，帮光绪帝起草诏书；白天跟其他维新派大臣商量变法细节，还要应对保守派的刁难；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批改各地寄来的变法奏折，经常忙到后半夜。有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得在书桌前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诏书。梁启超劝他休息，他却说：“变法如救火，多睡一分钟，国家就多一分危险。”

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光绪帝在短短一百天里，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余衙门；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训练新式陆军……这些举措像一阵狂风，刮得清廷的保守势力坐立不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维新派太急了，急到“欲速则不达”。比如“裁冗官”，一下子要撤掉那么多衙门，让几千个官员丢了饭碗，这些人自然把维新派恨之入骨；“废除八股”，断了无数读书人的“科举梦”，他们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更要命的是，维新派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核心利益——权力。

慈禧太后虽然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朝廷的实权还在她手里。她一开始对变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只要不碰她的权力，随便光绪怎么折腾。可当光绪帝要撤掉她的亲信、任命维新派掌握兵权时，慈禧太后终于坐不住了。她暗中联络荣禄、刚毅等保守派大臣，准备发动政变，废掉光绪，终止变法。

1898年9月，风声越来越紧。荣禄调动军队，把北京城围了起来；保守派大臣纷纷上书慈禧，弹劾维新派“谋逆”。光绪帝慌了，他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下了一道密诏，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让他们赶紧想办法。

维新派这下彻底慌了神。康有为提议“找外国公使帮忙”，结果外国公使根本不愿插手；梁启超提议“南下湖南，起兵勤王”，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谭嗣同站了出来，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找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北洋新军的统领，手里握着一支七千多人的精锐部队，而且他以前也说过“支持变法”的话。谭嗣同觉得，只要能说动袁世凯起兵，杀了荣禄，包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变法就能保住。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只身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处——法华寺。他开门见山，把光绪的密诏递给袁世凯，说：“如今皇上有难，只有你能救。如果你愿意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将来你就是再造社稷的功臣；如果你不愿意，就把我绑了交给慈禧，你也能升官发财。”

袁世凯看着谭嗣同眼里的血丝，当场拍着胸脯保证：“大人放心，我袁世凯深受皇恩，必当以死相报！等我回到天津，立马起兵！”谭嗣同信了，他紧紧握着袁世凯的手，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

可谭嗣同没想到，他信错了人。袁世凯表面答应，转头就连夜赶回天津，把一切都告诉了荣禄。荣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