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谭嗣同（2/2）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大批军队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接闯进光绪帝的寝宫，把光绪帝软禁了起来。随后，她下旨废除所有变法诏书，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大臣。史称“戊戌政变”。

这一天，谭嗣同正在军机处起草诏书，听到政变的消息后，他没有逃跑，而是平静地把诏书收好，回到了住处。朋友们劝他赶紧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谭嗣同却摇了摇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要做那个“流血的人”，用自己的命，唤醒沉睡的国人。

第五章 狱中题壁：“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绝唱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被捕了。

抓捕他的那天，他正在住处整理自己的着作《仁学》。听到敲门声，他知道是官兵来了，却没有躲藏，反而把《仁学》的手稿交给仆人，说：“这书比我的命重要，一定要传出去。”然后，他整了整衣服，打开门，平静地对官兵说：“我就是谭嗣同，跟你们走。”

谭嗣同被关进了刑部大牢。这牢里阴暗潮湿，到处是老鼠和蟑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跟他以前住的官宦大院简直是天壤之别。但谭嗣同却一点也不狼狈，他每天在牢里来回踱步，时而吟诗作赋，时而放声大笑，把牢房当成了自己的“书房”。

有狱卒问他：“你都快死了，还笑什么？”谭嗣同回答：“我笑那些保守派，以为杀了我就能阻止变法？他们错了，我死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站出来！”

几天后，他的朋友唐才常买通狱卒，来看他最后一面。唐才常抱着他哭，说：“我对不起你，没能救你。”谭嗣同却笑着安慰他：“别哭，我死得其所。你要好好活着，把变法的事业继续下去。”临走前，谭嗣同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里的“张俭”和“杜根”，都是东汉时期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迫逃亡或被害的忠臣，谭嗣同用他们自比，表达了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而“两昆仑”，一说是指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当时已经逃亡海外），一说是指他自己和那些为变法牺牲的人，不管哪种说法，都充满了“虽死犹荣”的豪迈。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旨，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立决”，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戊戌六君子”。

行刑的地点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那天，菜市口挤满了人，有来看热闹的，有骂他们“乱臣贼子”的，也有偷偷流泪的。当“六君子”被押到刑场时，谭嗣同站得笔直，他看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十六个字，像一声惊雷，炸响在菜市口的上空。围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有些人低下了头，有些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刽子手举起了大刀，谭嗣同闭上眼睛，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带着一丝微笑。刀落下的那一刻，鲜血染红了刑场的土地，也染红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谭嗣同死的时候，只有33岁。他的父亲谭继洵因为“教子无方”，被清廷革职查办，遣送回原籍。当谭继洵收到儿子的死讯时，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拿出谭嗣同少年时练剑的剑鞘，摩挲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孩子，终究还是走了自己的路。”

谭嗣同的尸体，是他的朋友唐才常偷偷收殓的。后来，唐才常按照谭嗣同的遗愿，把他的灵柩运回了湖南浏阳，葬在了城外的石山下。墓碑上，刻着谭嗣同自己写的墓志铭：“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第六章 血沃中原：他的死，唤醒了一个时代

谭嗣同死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

在他牺牲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他“流血救国”的意义。以前，很多人觉得“变法”是“文人的空谈”，可当他们看到谭嗣同为了变法，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时，他们才意识到，变法不是“闹着玩”，而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着作《仁学》，在他死后被朋友们整理出版。这本书里，谭嗣同大胆地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简直是一本“反封建的宣言书”。当时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仁学》，他们读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读着“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心里的革命火种被彻底点燃。

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就是受谭嗣同影响的人之一。孙中山早年其实也想过“变法维新”，但戊戌政变后，他看到谭嗣同的牺牲，才明白“清廷根本不可能真心变法”，于是毅然走上了“革命推翻清廷”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谭嗣同之死，让我看清了清廷的真面目，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都深受谭嗣同的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文章说：“谭嗣同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为思想自由而牺牲的人，他的精神，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李大钊更是直接说：“谭嗣同的血，是浇灌中国新文化之花的甘露。”

就连谭嗣同当年在湖南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也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他的学生里，很多人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比如蔡锷将军，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后来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在誓师大会上说：“我之所以敢起兵，就是因为谭嗣同先生教会我‘为国牺牲，在所不辞’。”

除了思想上的影响，谭嗣同的“侠气”和“骨气”，也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符号。“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句话，成了无数仁人志士在危难时刻的“座右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爱国将士在奔赴战场前，都会写下这句话，表达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这句话也被写进课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谭嗣同当年在湖南搞的变法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也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他办的内河轮船公司、矿务总局，后来被民族资本家接手，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雏形”；他办的学堂，后来发展成了湖南大学，成了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可以说，谭嗣同当年播下的种子，后来都结出了果实。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谭嗣同的名字，依然被中国人铭记。他的墓在湖南浏阳，每年都有无数人去凭吊；他的故居被改成了纪念馆，里面的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他“为变法而死”的壮烈；他的诗句，被一遍遍传诵，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绝唱。

有人说，谭嗣同是个“悲剧英雄”，因为他的变法失败了，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其实，谭嗣同一点也不“悲剧”——他用自己的死，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点燃了中国近代化的火种。他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的血，沃肥了中原的土地，让自由、民主、富强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谭嗣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