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傲慢的远征（二）（2/2）
十年前，他也曾这样热血沸腾。但现在的他，心中只有一片冰冷。
开战？
徐敬修转过头，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电文送进大内，在太后、亲王、疆臣和清流之间，激起的绝不是同仇敌忾的战意，而是一场更为复杂、更为阴暗的权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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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旦传出，京城的政治空气瞬间被点燃。
接下来的几天，军机处成了风暴的中心。
徐敬修每天都要经手无数份奏折，看着朝堂上的几派势力借着安南问题互相绞杀。
第一波攻势来自以清流自居的言官们。
徐敬修在案头展开了张佩纶的折子。这位被誉为清流健将的侍讲学士，笔锋如刀，杀气腾腾。
徐敬修在誊录副本时，几乎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唾沫星子。
“奏为越南危急，请旨速筹援救，以固藩篱事。
窃谓越南之于中国，犹辅车之相依，唇亡则齿寒。今日河内不保，明日则北宁危，后日则滇桂震。法人贪得无厌，若我示以柔，彼必得步进尺；我示以刚，彼当知难而退。
臣闻法兰西自普法战后，元气未复，此次兵船不过数艘，西贡更是兵力空虚。李维业区区数百人，竟敢横行河内，彼族虚张声势，以我为可欺耳！
李鸿章等畏敌太甚，长他人志气。今日之势，较伊犁尤急。若迁延不决，后患何堪设想？
臣以为，此时不战，后必大战；小战不胜，后必大败。 与其待彼长驱直入，何如御之于国门之外？”
文章写得极好，逻辑严密，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突出了一个，“法夷贪得无厌……李鸿章养寇自重，畏敌如虎。今日弃越南，明日必弃两广。名为避战，实为误国！请旨立斩主和误国者，以肃军心！”
清流派另一人物山西巡抚张之洞上折，““安南仍为我有，则滇桂之边无事；安南入法，则边防不得不设，客主劳逸之势异矣。”
他认为法国远道而来，兵力不足，且劳师远征，这就是兵法上的忌讳。他认为只要中国展示出强硬姿态，稍微派兵在边境虚张声势，法国人就会知难而退。
在张佩纶这些人的笔下，世界很简单：法国人是色厉内荏强盗，大清兵力仍盛，李鸿章是秦桧，而他们是岳飞。
徐敬修看着这些激昂的文字，嘴角勾起冷笑。
他太了解这些清流了。
他们真的懂兵法吗？未必。
但他们懂政治。光绪帝亲政在即，太后需要新的力量来制衡那个尾大不掉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
骂李鸿章，就是向太后表忠心，就是通往权力的捷径。
展现自己积极进取的姿态，来反衬这些实权老臣的老朽无能，以此在舆论上博取美名。
然而，作为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徐敬修也看到了另一面的真相。
就在张佩纶的折子递上去的当晚，一份来自天津的密函悄然送到了恭亲王手中。那不是公开的奏折，而是李鸿章写给王爷的私信。
那位被骂作大奸的直隶总督，老母李太夫人去世仅仅一个月。
明面上，这个大清帝国最懂洋务的人正在天津丁忧守制，而接替他署理直隶总督的，是淮军二号人物、前两广总督张树声。
李在信里没有谈什么民族大义，他只谈了三样东西：银子、船、炮。
“定远、镇远二舰尚在德厂未归，北洋水师有船无炮，有炮无弹。此时与法失和，正如以卵击石。越地糜烂，不过是癣疥之疾；若北洋一败，直隶门户大开，则是心腹之患。”
这就是李鸿章的态度，也是大清的底裤。
随后，接替李洪章的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上折，
“惟查越中现有刘永福一军，着名黑旗，其人勇敢善战，为法人所惮。刘永福本中国叛勇，流落越南，前曾受越王封号。此次河内之变，刘永福义愤填膺，愿为效死。
臣愚以为，与其中国遽派大兵远涉烟瘴，不如令越王暗加招抚刘永福，授以权柄，资其器械，俾得收集党羽，不仅联络散勇，且可名为越国义民，与法军周旋。
中国只作壁上观，阴相辅助。即有亏赢，于和局无损。 此乃以逸待劳、以华制夷之策。
至于边防，臣拟请饬下滇桂督抚，严守边界，互为声援，以此壮越南之胆，而寒法人之气。”
徐敬修看得明白，
朝中以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正在看着这位署理总督，如果他像李鸿章一样一味避战，他在士林中的名声就毁了。但如果真打，他也知道李鸿章说的是实话——北洋水师还没建成，或许真的打不过。
他必须写一份奏折，既要给朝廷一个交代，同时还要把刚上任的自己摘干净。
看似主战，实则推责。
最精明的当属这一句： “即有亏赢，于和局无损。”（打输打赢，都不影响中法和平大局）。
一边是占据道德高地、喊打喊杀却不用上战场的清流文官；一边是手握重兵、深知家底空虚、把军队当成私产舍不得损耗的洋务实权汉臣。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两边却又都在装糊涂。
清流们知道，此时开战，拿什么去打？靠八旗子弟的鸟枪吗？
李鸿章坐居高位，手握重权，闭目养神，干脆无视。
心里实则也很清楚，他的避战态度，在老百姓和清流眼中，就是彻头彻尾的软弱与出卖。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越南，那个刚刚死去的黄耀，以及即将面临战火的无数生灵，在这场北京城里的口水战中，根本无人在此刻真正关心。
越南，不过是朝堂之上用来互相攻击的一块石头罢了。
毕竟是个藩属国，李等人连琉球、新疆都敢不要，何论一个边陲之外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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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燥热难耐。
军机大臣们从养心殿退了出来，带回了慈禧太后的最终圣意。
徐敬修和几位章京立刻铺开宣纸，准备草拟寄给各省督抚的上谕。
当领班大臣口述太后的旨意时，徐敬修手中的笔顿了一下。
他闭上了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太后的意思是：既不能真打，怕输了动摇国本；也不能真和，怕丢了天朝颜面被清流骂死。
徐敬修在草稿纸上写下这行字：
“着滇桂各督抚严加防范，相机筹办。若法夷得寸进尺，必当迎头痛击……然亦不可操切从事，致生边衅。”
相机筹办，多么精妙的四个字，几乎能解决一切问题。
若前线打赢了，那是太后英明神武，指挥若定；
若打输了，那是疆臣办事不力，没有严加防范；
若真闹出全面战争，那是法夷得寸进尺；
若不敢打导致国土沦丧，那是不可操切从事。
但这还不是最讽刺的。
那个盘踞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首领，原本是反清的叛匪，朝廷通缉多年的要犯。
现在，为了不让大清的正规军直接卷入战争，失了颜面，朝廷竟然决定暗中资助这个昔日的匪首，让他去当炮灰。
徐敬修在草拟给云南巡抚岑毓英的密电中，不得不使用极其隐晦的措辞：
“刘犯永福，虽系旧匪，然颇知大义……可许以粮饷，令其自为战守，不必显露官军旗号。”
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徐敬修感到一阵反胃。
堂堂大清，面对外敌入侵藩属，不敢光明正大宣战，却要像做贼一样，收买一个叛匪去替朝廷流血。
赢了，朝廷招安收编，那是皇恩浩荡；输了，那是土匪所为，与大清无关。
这就是大局观？这就是他们要维护的体面？
徐敬修看着纸上墨迹未干的“大义”二字，觉得这两个字扭曲得像是一条爬行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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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处理完所有公文，徐敬修回到了位于宣武门外的寓所。
夜深人静，窗外的更声敲了三下。
他毫无睡意，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空白的宣纸。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士大夫，一种冲动在他胸中激荡。
他想写一份属于自己的奏折，一份不属于任何派系、只讲真话的奏折。
他提起笔，饱蘸浓墨，思绪如奔流：
“臣以为，今日之局，清流不可信，其不知兵事，视国战为儿戏，更笃定出兵必赢，洋人必怕，甚至不战而退；洋务亦不可全信，其拥兵自重，视公器为私产。太后之策更是饮鸩止渴，利用流寇抗法，非大国所当为。”
“若要战，便举全国之力，整顿海军，肃清军纪，不惜玉石俱焚亦要打出这口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若要和，便明明白白弃了安南，卧薪尝胆，修法变制，十年后再战。”
“最怕的，就是现在的不战不和、不阴不阳。想打又不敢打，想和又不甘心。如此拖延，只会让法夷看穿中枢之虚弱，最终既赔了银子，又割了土地，还丢了人心。”
笔走龙蛇，一气呵成，
少顷，墨汁在笔端凝聚，最终滴落在洁白的纸上，晕开一个黑色的圆点，像是一只嘲弄的眼睛。
徐敬修的手开始颤抖。
他太清楚这份奏折递上去的下场了。
清流会骂他是奸贼，洋务派会嫌他多事，而太后……太后会觉得这个小小的章京妄议朝政，动摇人心。
轻则革职流放，重则人头落地，甚至会连累他在江南的老家。
在这个朝廷里，清醒，是一种罪。
在这个庞大、腐朽而又精密的官僚机器面前，任何试图说出真相的人，都会被碾得粉碎。
真正能活得如鱼得水的，是像奕?那样装聋作哑的人，是像李鸿章那样精于算计的人，是像张佩纶那样善于表演激愤的人。
而徐敬修，他只是一个负责抄写的零件。
他没有资格拥有大局观。
他放下笔，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叹息声在空荡的书房里显得格外苍凉。
他拿起那张滴了墨点的纸，凑近案头的蜡烛。
火苗舔舐着纸角，迅速卷起焦黑的边缘。
火光映照在他疲惫的脸上，忽明忽暗。他看着那些从未写下的豪言壮语、那些剖心置腹的墨迹淋漓，在火光中化为乌有，变成一撮灰烬，落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徐敬修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军机处直房。
他的表情平静、谦卑，看不出一丝波澜。
他接过最新下达的旨意——内容依旧是申斥各省严加防范，不得大意的陈词滥调——然后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开始抄写。
窗外，北京城的鸽哨声划过天空，清脆悦耳。
河内已经沦陷了。
朝廷很是震怒。
清流要骂，要发声，要笼络人心，要掌权。
洋务实权派要避战，要积攒自己的力量。
皇族要平衡，要体面。
大家都在装睡。
徐敬修知道，在这场精心算计的沉默之后，将会有成千上万的汉人，藩属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明不白地死在越南的丛林里，死在炮火中。
而他，将坐在这间凉爽的值房里，用最华丽、最体面的词藻，书写他们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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