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中原大战（1/2）

徐渊紧锣密鼓的安排“大采购”计划和“育才基金”实施，当前的国内却战火连天。时间推进到1930年11月5日，上海法租界的秋雨缠绵不绝，细密的雨丝敲打着公馆窗外的梧桐残叶，将叶片上的尘埃洗去，却洗不掉空气中弥漫的萧瑟寒意。徐渊坐在红木书桌后，指尖捏着一份刚从南京加急送来的电文，纸张边缘已被他无意识地攥出褶皱。电文上“中原大战终局，阎冯通电下野，东北军接管平津”的字样，像一块巨石，沉沉压在他心头。

他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巨幅中国地图前，黄铜挂钩在地图边缘划出轻微声响。目光从上海法租界的小红点移开，一路向北，沉重地扫过河南、山东、河北那片被红线标注的交战区域——七个月来，这里是百万大军厮杀的战场，如今红线虽淡，却仿佛还能看到地图上渗出的“血迹”。“一场鹬蚌相争，徒耗国力的内斗，到头来，只便宜了虎视眈眈的外人。”徐渊低声叹息，指尖按在河南郑州的位置，那里曾是陇海线激战的核心，此刻想来，只剩满目疮痍。

徐渊的思绪飘回1928年——那年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回东北，南京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可他当时就对着地图冷笑：“这哪里是统一，不过是把大半个中国，拆成了四块蛋糕。”

地图上，蒋氏中央军盘踞江浙沪，掌控着最富庶的财税之地；冯玉祥的西北军雄踞陕甘豫，数十万将士多是能征善战的西北汉子；阎锡山的晋军扼守山西，凭借表里山河的地形，手握重兵且根基稳固；李宗仁的桂系则掌控两湖与广西，形成南方屏障。这四大军事集团，表面臣服中央，实则各怀心思，就像四只蹲在蛋糕旁的猛虎，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因为谁都没把握先出手而不被反噬。

“编遣会议，就是捅破窗户纸的那根针。”徐渊想起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名义上是“裁减军队、充实国库”，实则是想借着中央名义，削弱冯、阎、桂三家的兵力。他当时就对心腹说：“蒋先生这步棋太急，削藩哪有不流血的？”果不其然，编遣会议刚结束，蒋桂战争便爆发，桂系败走广西；紧接着蒋冯战争打响，冯玉祥虽暂退，却埋下了更深的怨恨。

到了1930年初，阎锡山以“礼让为国”为由通电逼蒋下野，徐渊看到电文时，便知大战已不可避免。“阎老西向来精明，他是怕‘兔死狐悲’——桂系、冯系倒了，下一个就是他。”果然，阎锡山登高一呼，冯玉祥即刻响应，李宗仁的桂军从南方出兵，三方结成反蒋联军，八十万大军陈兵中原，一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内战，就此拉开序幕。

五月战事初起时，上海租界内人心惶惶。洋行大班们忙着将资金转移到香港，买办商人四处打探消息，报纸上的战报真假掺半——一会儿说西北军攻克徐州，一会儿又说中央军收复蚌埠。徐渊却异常冷静，他一边通过二姐夫曾维献（此时的中央军嫡系旅长）获取前线密报，一边让旗下商队避开河南、山东、两湖的交战区，将运输线路改道安徽、江西，同时下令所有工厂加派护卫队，严防败兵溃勇劫掠。

“反蒋联军八十万，声势确实骇人。”徐渊看着曾维献发来的密信，信中说西北军在陇海线攻势凶猛，士兵光着膀子冲锋，中央军防线数次被撕开；阎锡山的晋军则沿津浦线南下，轻松攻占济南，直逼徐州；南线桂军更是一路北上，兵锋直指长沙，大有“南北夹击”之势。

那段时间，租界里的流言传到极致——有人说蒋介石要下野，有人说南京政府要迁都武汉，甚至有洋记者预测“中国将重回军阀割据时代”。徐渊却不为所动，他对着地图分析：“联军虽多，却各有算盘。冯玉祥想借联军之力恢复西北军元气，阎锡山怕折损晋军主力，李宗仁只想保住桂系地盘，三个心思各异的人，怎么可能拧成一股绳？”他严令徐家产业按兵不动，只做一件事：囤积粮食与药品，等着战后的“机会”。

转机果然在八月出现。曾维献的密报里提到，蒋介石改变策略，不再全线设防，而是集中精锐主力，先打最弱的晋军。“蒋介石这手‘擒贼先擒王’（实则是‘先打弱敌’），算是走对了。”津浦线争夺，中央军在空军掩护下发起猛攻，晋军本就不善野战，加之阎锡山不愿投入精锐兵力，很快溃退，济南被收复，津浦线战局逆转。

与此同时，冯玉祥孤注一掷，发动“八月攻势”，集中西北军所有精锐，猛攻陇海线中央军阵地。曾维献在信中说：“西北军将士死战，阵地反复易手，尸横遍野。”可关键时刻，阎锡山承诺的晋军援军却迟迟不到——他怕西北军趁机壮大，竟选择保存实力。徐渊看到这里，重重拍了下地图：“蠢货，联军败局已定！”果然，西北军久战兵疲，弹药耗尽，攻势最终瓦解，反蒋联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真正决定战局的，是地图最北端的那股力量——张学良的东北军。徐渊从六月起就密切关注张学良的动向，他知道，东北军十余万精锐屯兵山海关，就像一把悬在联军头顶的利剑，“谁能争取到张学良，谁就赢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