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人心向背（2/2）

徐渊的失望，并非个人情绪，而是当时民间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态度。当国府官员在赈灾中中饱私囊时，民间力量却在默默拯救灾民；当国民党高层在为权力争斗时，普通百姓却在为国家安危担忧。这种鲜明的对比，悄然改变着民心向背，恐怕也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这一次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凭借装备优势对上海闸北、江湾等地发起猛攻。相较于后勤补给相对充足的第83师，国民党军多数普通部队陷入了“以命搏命”的绝境，中日双方伤亡比一度达到惊人的5:1甚至6:1，战场沦为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驻守闸北的某团官兵，手里的步枪多是北伐时期遗留的老旧型号，有的枪栓甚至需要用脚蹬才能拉开，每支枪仅配发50发子弹；重武器更是稀缺，全团只有两门迫击炮，炮弹不足20发，面对日军的坦克集群与重炮轰击，士兵们只能用集束手榴弹去炸坦克履带，往往要牺牲三四人才能摧毁一辆。在江湾阵地，日军凭借飞机低空扫射、舰炮远程覆盖，每天向中方阵地倾泻数千发炮弹，工事被反复炸平，士兵们就用战友的尸体与泥土堆砌临时掩体，在断壁残垣中坚守。某连120余名官兵，经过三天激战，最后只剩17人，连长腿部中弹后，仍抱着机枪向日军冲锋，直至中弹牺牲。

悬殊的伤亡背后，是后勤补给的极度匮乏。这些普通部队的士兵，常常一天只能分到两个冷馒头，渴了就喝阵地旁的污水；寒冬腊月里，不少人还穿着单衣，冻伤的士兵比比皆是；药品更是稀缺，轻伤士兵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重伤员因无法及时转运，往往在阵地上痛苦死去。即便如此，没有一支普通部队主动撤退，士兵们抱着“宁死不丢一寸土”的信念，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却也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伤亡代价。

与前线的惨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租界内洋人的冷漠与观望。作为“国中之国”，租界当局以“中立”为名，宣布不介入中日战事，却在暗地里进行着利益权衡，其行为充满了虚伪与自私。

租界内的洋人富商与外交官，依旧过着奢靡的生活。南京路的百货公司照常营业，西餐厅里满是享用下午茶的洋人，电影院还在放映好莱坞电影，仿佛几公里外的炮火与他们毫无关联。甚至有不少洋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登上租界的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前线战况，有的还拿出相机拍照，将中国士兵的牺牲当作“新奇景观”。

更甚者，租界当局还在暗中为日军提供便利。日军的伤兵可以自由出入租界内的医院接受治疗，而中国士兵一旦退入租界，就会被租界巡捕解除武装并驱逐；日军的部分物资，也通过租界的洋行秘密转运，租界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当中国军队因弹药耗尽请求租界允许从租界内转运补给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违反中立原则”。这种双重标准，彻底暴露了洋人“只讲利益、不顾道义”的本质——他们只关心租界内的商业利益是否受损，至于中国的主权与百姓的死活，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面对前线的困境与租界的冷漠，徐渊没有选择旁观，而是凭借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为抗战将士撑起了一道民间支援的防线。

在物资补给上，徐渊紧急调用自己从欧美采购的物资储备，将原本用于后方产业建设的钢材、木材优先改造成简易工事构件，通过内河船队悄悄运往前线，供士兵们加固阵地；他还动用私人关系，从租界外的工厂采购布匹、棉花，组织工人连夜赶制棉衣，再让手下装扮成商贩，避开日军封锁线，将棉衣送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手中。得知前线药品短缺，他又高价从洋行收购青霉素、吗啡等药品，甚至亲自冒险，乘坐小火轮穿越黄浦江，将药品直接送到阵地指挥官手中。

在伤员救助上，徐渊将上海的两处私人仓库改造成临时医院，聘请租界内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与华人医护人员，专门接收从前线转运下来的普通部队伤员。为了避开日军的空袭与租界的阻挠，他安排车队在夜间行驶，用帆布遮盖伤员，沿途设置多个临时中转站，确保伤员能安全抵达医院。对于重伤员，他还设法通过洋行的关系，将其转移到租界内的教会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挽救了数百名士兵的生命。

此外，徐渊还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联合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发起募捐，筹集钱款购买粮食、弹药，支援前线；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与租界的冷漠，呼吁民众支持抗战，唤醒了更多人的爱国热情。尽管他深知，自己的力量相较于整个抗战大局而言微不足道，但他始终坚信，只要多送一件棉衣、多救一名士兵，就是对抗战最大的贡献，也是对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士兵最好的慰藉。